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书名：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
作者：苏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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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德曼看来，宗族是一个拥有公共土地的组织，以这种土地为经济基础，宗族能够执行地方共同体的许多职能。宗族不仅通过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保持家族集团的社会团结，而且组织民兵进行地方防卫，解决争端，进行慈善事业，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提供教育。此外，弗里德曼的杰出研究还表明，宗族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在旷日持久的宗族战争中失败，整个村子可能被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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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衰落时期，软弱政府的控制处于下降阶段，结果就出现了封建因素的扩展，阶级剥削的加重，最后引发农民起义。随之而来的是新王朝建立的上升阶段，国家权力增强，士绅地主受到压制，政府保护小农因素以恢复生产。经过若干个世纪之后，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和封建因素的膨胀，另一个下降阶段又到来了，社会变动的周期性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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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束缚的消失，清政府对小农的保护，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和平均继承遗产制对士绅势力的削弱等因素，共同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我们称之为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小农经济尽管在清代以前早已出现，但那是与封建农奴经济并存的，从未有过自己的发展形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国家权力被削弱，士绅变得贪婪和强大起来，小农经济就很容易被封建的因素“蚕食”。只有在清代早期封建因素最终崩溃以后，小农经济才得以完全独立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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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生活史一般都是这样的：自幼孜孜不倦地读书，继而科举仕宦，向宗族捐款购置族田并组织宗族活动，在地方组织兵勇抵抗或缉捕海盗和土匪，修筑堤坝、围垦沙田，指挥宗族械斗。这些活动对于士绅阶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用。士绅在这些活动中与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从而行使地方统治权。如前所述，通过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积累，士绅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扩大其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即使在农奴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士绅地主所有制仍然得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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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洪灾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夏季汛期堤围经常缺口。因此，必须采取新的方法防止稻田的经常性洪灾。这一地区就发展起一种独特的“塘四基六”的耕作制度。其作用在于把耕地提高到江河水位线以上。为达到这一目的，每一块地约十分之四的面积被开掘，形成很大的池塘；挖出的泥土覆盖到其他十分之六的土地上，从而增加了其高度。填高的土地被称为“基”或“桑基”，用于种植耐涝的桑树，而池塘则用于养鱼。耕作水平比以前有了提高，种桑和养鱼也妥善解决了洪涝问题。另外，从生态的观点看，种桑与养鱼完全一体化了。鱼塘的淤泥是桑树的上等肥料，桑叶可作为养蚕的饲料，蚕沙又成为塘鱼的食饵，冬天卖鱼则又增加了蚕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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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只有在婚后才能梳起自己的头发。但在华南蚕丝产区，许多女工把自己的头发梳起来，表明其不结婚的决心。梳发仪式通常成为一种典礼，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应邀参加。一位姑娘一旦梳弄了自己的头发，就完全自立，其父母再也不能强迫她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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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会是一种妇女组织，不准男人参加，其规模相当小，平均十二个人左右。邻居的姑娘们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加入姐妹会，她们每天晚饭后聚会在一起，聊天、唱歌、玩耍，讲自己一天的见闻。就在这种每晚的聚会上，会里的老姑娘教姑娘们要保持贞操，不要嫁人。文献经常指出，姐妹会是一种非常团结的社会团体。姐妹们在举行梳发仪式时互相支持；就洞房之夜如何反抗丈夫提出忠告；互相教导如何反抗父母和丈夫，拒绝同居；如果其成员后来改变主意，想去嫁人，她们就对她进行集体制裁。
除了姐妹会组织外，蚕丝产区还存在着强烈的性别意识。这种意识的强烈程度，可从一种叫“先天”的民间宗教推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缫丝女工成群结队地到先天教庙进香，这些庙都印制并出售有宗教内容的“宝卷”，其中有许多模范妇女的事迹，所谓模范仅仅根据先天教的观点，而不管儒家的理论。著名的大慈大悲女菩萨观音的事迹也在宝卷里面，她身为公主，后来却当了尼姑。宝卷夸耀说，当了尼姑之后，没有丈夫要求献身，没有家婆管束，行为也不受孩子拖累。宝卷还宣扬“拒婚在道德上并无过错，只要心诚，就有勇气抗拒婚姻。男人是不可信赖的，为保护自己的贞洁而自杀是一种美德”。女工们信仰这种民间宗教，从而认为不结婚不仅合乎自然，而且值得追求。她们确实害怕有丈夫，担心有小孩，对结婚不满。许多缫丝工人在谈话时承认：“我们害怕生孩子。许多妇女在生产时死去或大病。生孩子还搞得一个人又脏又乱。……我想自由，不愿做男人的奴婢。男人把老婆当成财产，嫁人为妻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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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女权运动的流行，在时间上恰好与机器生产的出现一致。虽然拒绝与丈夫同居的“不落家”，在机器生产方式兴起之前已出现了好几个世纪，但并未被广泛接受。在那时，妇女避免在婚后与丈夫同居的唯一做法，就是投河以示反抗。只是到十九世纪末乡村工业化开始时，女权运动才采取了“自梳女”这种较高级的形式，即完全不结婚。缫丝女工当众梳弄自己的头发，公开谴责婚姻习俗，不怕让人知道她们是独身姐妹。蚕丝产区的居民一般都默许这种完全不结婚的行为，作父母的通常也允许女儿梳弄其头发。自梳女经常在公共场所和寺庙里露面，不必担心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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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主不但使工人有了较强的经济力量，而且加强了缫丝女工内部的团结。姐妹会的成员通常都在同一家工厂做工。女工们挤在一个象火炉一样闷热的地方工作，一周七天，一天十二小时，有着共同的体验，因而也就形成了内聚力很强的社会团体。工人们都愿意住在一起，外地来的住着同一间宿舍，不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就住到姑婆屋去。工作群体也成为娱乐团体的基础。人们经常看到，缫丝女工们成群结队出入寺庙、戏院和商店。一个工作群体常常是一个姐妹会，又是一个居住共同体、一个娱乐集体。这样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团体，促进了缫丝女工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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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没有深入发展的女权运动模糊了女工们的阶级意识，尽管士绅宗族把女工作为工人对待，但女工们首先注意的是自己的性别特征，她们基本上是从性别的角度来认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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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个年龄，她就只能到报酬很低的丝织作坊去找工作，她们还考虑到，自己既无丈夫，也无孩子，退休之后就无人照料。因此，在一生的黄金时期，必须最大限度地榨干自己，以赚取更多的钱。人们普遍承认，女工们是非常俭朴的，总是尽量节省，看上去营养不良，健康情况很差。由于脸色异常苍白，当地人把她们叫做“女鬼”。
女工们出于从婚姻束缚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愿望，摒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十九世纪末，由于缫丝工业的发展，她们的工资比较可观，阶级不平等对她们来说还不是紧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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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正由于没有共同的阶级斗争目标，华南的女权运动只能是地区性和小范围的，未能扩展到其他地区，也无法与男权专治意识抗衡。另一方面，性别争端使工人阶级分成两个部分：男工和女工。女工感兴趣的只是女权运动，几乎没有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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