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书名：逃避自由
作者：艾里希.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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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岁月，就如同观看一座久已熄灭的火山。人颇感安全，坚信现代民主的辉煌成就已消失了所有邪恶力量；世界光明一片，安全异常，像一个现代城市的街道那样井然有序。战争不过是远古的最后一丝残迹，仅仅再有一场战争就可消灭战争；经济危机纯属偶然，尽管这些偶然事件周期性地持续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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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压抑的敌意，虽然没表达出来，但却成了他性格结构里的一个动态因素。它可能造成新的焦虑，并进而使他更加屈服；它也可能产生一种模糊的反抗，虽非针对任何人，但实际上却针对整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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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就是君主，无论他多么残暴。他必须处死一小撮人，因为要成为一个统治者，他必须有臣民。”
路德仇恨并鄙视无权的民众，称他们为“暴民”，尤其在他们的革命企图超出一定限度时，这是他热爱又畏惧权威的另一面。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写道：“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要牢记叛乱是罪恶最大、危险最深或最穷凶极恶的勾当。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你不打它，它就要咬你和你所在的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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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们的反抗不超出他限定的范围，他便站在广大群众这一边。但是，一旦他们反抗他所认可的权威，一股对群众的强烈仇恨和鄙视便油然而生。在逃避的心理机制一章中我们将表明这种同时具有的对权威的热爱与对无权者的仇恨正是“权威主义性格”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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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达了自由感，但同时也表达了个人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感。它提供了一个对策，即个人完全臣服和自我贬抑，以希求得新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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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状态，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对个人来世的怀疑，代表了一种任何人实际上都难以忍受的思想状态。几乎没有一个受这种恐惧困扰的人能够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对来世漠不关心。一种可能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不确定状态，并麻痹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的方式就是疯狂地活动、拼命地做事。这恰恰成为加尔文主义越来越显著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活动具有强迫性质：个人必须积极活动，以克服他的怀疑感和无能为力感。这种努力和活动并非内在力量和自信的结果，而是绝望地逃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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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并不意味着创造一个被渴望的目标，而是为了找出某种事情是否会发生的征兆，这些事情是已事先决定好了，独立于人自己的活动或控制的。这个机制正是众所周知的强迫性精神病症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人在担心一个重要事情的结果时，会在期待结果的过程中数房子上的窗户或街道上的树。如果是双数，他会觉得事情会很顺利。如果是单数，便是倒霉的征兆。这种怀疑不只是在某个场合出现，而是常常贯穿人的一生，这种寻找“征兆”的强迫症也将终生存在。数石子、玩扑克牌、赌博等行为常常是与焦虑和怀疑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在隐约地觉得烦躁不安时可能会玩扑克，而只有一种分析能揭示他的活动的隐含功能：揭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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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上帝来映射他们的敌视与嫉妒，并以道德愤怒的形式间接表达出来外；还有另外一种针对自己表达敌视的方式。我们已看到路德和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宣称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所有美德的基础。他们主观意识上想的无非是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熟悉自责和自抑心理机制的人，都不会怀疑这种“谦虚”是植根于一种强烈的仇恨，由于某种或此或彼的原因，它没能向外部的世界发泄，却转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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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陷于孤独和孤立，人自由了。这个自由有双重结果。人被剥夺了曾经享有的安全，被剥夺了毋庸置疑的归属感，他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松散了，它再也不能满足他经济和精神上的安全需要。他感到孤独与焦虑，但他仍可自由行动，独立思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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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主要不是由某一特殊对象“引起”的东西，而是人内在的一种缠绵之情，只有靠某一“对象”才能实现。仇恨是一种强烈的破坏欲望，爱是对某一“对象”的强烈的肯定欲望。爱并非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积极的驱动力和内在的相连状态，其目的是对象的幸福、发展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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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只能从一个人身上体验到的爱并非真正的爱，它不过是一种施虐-受虐依恋。作为人主要特征的具体体现，真正的爱蕴藏着对被爱者的基本肯定。爱一个人意味着爱这样的人。爱这样的人并不像人们所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爱某一特定的人，并据此加以抽象概括，也不是对某一特定“对象”的经验扩大化。相反，它是前提，尽管爱的产生是在与具体个人的接触过程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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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自我恰恰是自私的根源。不喜欢自己、不认同自己的人常常对自我焦虑异常。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而内在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的喜欢与肯定自己的基础之上。他必须关注自己，贪求所有东西，因为他根本就缺乏安全感与满足感。自恋的人也是如此，他虽不关心自己有所得，但却景仰自己。表面看来这些人非常爱自己，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爱自己，他们的自恋同自私一样是对根本缺乏自爱的一种过分补偿。弗洛伊德也指出，自恋的人撤回了对别人的爱，把它转向自己。尽管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却是错误的。他既不爱他人也不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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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所有的人际关系特征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立及无能为力感。一个人与他人的具体人际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而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的特点。市场规律是所有社会及人际关系的准则。很显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漠不关心为基础。否则，任何一个人都会寸步难行，无法完成其经济任务，即，相互斗争。如有必要，在实际的经济斗争中毫不留情地摧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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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工具精神与异化现象最重要最危险的方面或许在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人不但卖商品，而且也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件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自己的体力，商人、医生、职员则出卖他们的“人格”。如果他们要出卖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的话，就必须有“人格”。这种人格必须博人欢心，但除此之外其主人还必须符合一些其他要求：必须精力充沛、有创造性、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职位。同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决定了这些人类特质的价值，甚至他们的存在。正像一件有使用价值的滞销商品毫无价值一样，如果一个人所具有的特质没有用处，他便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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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诉诸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它先着力在感情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这类广告用尽各种方法来打动顾客的心：一遍遍地重复同一模式；利用社会名媛或专吸某个牌子香烟的著名拳击手之类的权威形象的影响；用性感女郎既能吸引顾客又能削弱他们的鉴别能力；用“体臭”或“口臭”恐吓顾客或通过购买某种品牌的衬衫或香皂刺激人的白日梦，让他们幻想生命突然发生变化。所有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非理性的，它们根本与商品的质量无关，而像麻醉剂或直接催眠法那样麻醉和扼杀顾客的鉴别力。它们像电影那样具有白日梦的特征，能满足顾客的某种需求，但同时又增加了他们渺小感与无能为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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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上的神经病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了。相反，神经病患者则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争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可以肯定，他挽救个人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他并未良好有效地表达自我，相反，确借神经症症状和幻想生活寻求拯救。不过，从人类的价值角度来看，他要比那些完全丧失了个体性的常人更健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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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现自己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孤独一人面对一个被异化了的敌对世界。用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话来说，在这种形势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个可以投降的人，尽快地把他这个不幸的受造物与生俱来的自由交给那个人”。惊恐的个人寻求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疯狂地企图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自我，重新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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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想要痛苦与磨难，它们是他强迫性地想要达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然而代价是昂贵的。他像一个债奴，越付越多，而债台却越来越高，根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内心的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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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主宰另一个人，使之成为我们意志的无助玩偶，成为他的绝对主宰，成为他的上帝，可任意玩弄他。羞辱与奴役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最激进的目的是让他受苦，强迫他忍受苦难，但却无法自卫，因为没有比折磨他、使他受苦更能体现权力的伟大的了。从完全主宰另一个人（或其他有生命体）中获得乐趣恰恰就是施虐冲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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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角度看，这两种倾向都是同一基本需要的结果，即源于摆脱无法忍受的孤立与自我的软弱性之需要。我建议把深藏于施虐和受虐基础内部的目的称为共生（symbiosis）。在这种心理学意义上，共生指一个个人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合为一体（或自身之外的任何一个其他权利），双方都失去自我的完整性，完全相互依靠。施虐者像受虐者一样需要他的对象。只有用被吞食代替寻求安全，他才能通过吞掉别人获得安全。个人自我的完整在这两种情况下全都丧失了。一种情况是我把自己消解在一个外在的权力中，我失掉了自我。另一种情况是，使别人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扩大自我，并获得独立的自我所缺乏的力量。促使自我与他人进入共生关系的动力总是个人自我无法忍受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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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爱我的造物，塑造他，让他为我服务，像父亲爱孩子那样爱他。我亲爱的孩子，我将与你并驶在你的提尔堡，并会为你征服女人而高兴。我已制造了这个德·吕庞泼莱侯爵，让他跻身贵族之列，他的成功是我的成果。他沉默不语，用我的声音说话，他事事听从我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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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动力在这两种类型中也是不同的：学生学得越多，他与老师之间的差距就越小，也就越来越像老师，换言之，权威关系就趋于自我解体。但一旦优势成为剥削的基础，随岁月的流逝，二者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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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他备受怀疑的折磨，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我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由于他并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按别人的期望行动，至少他们会知道他是谁，如果他仅仅相信他们的话的话，要是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会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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