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
书名：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
作者：王福和 郑玉明 岳引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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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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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里笔下的“狂人”说的是地道的“疯话”，因为他的确在巨大的打击下，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他是一个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医学意义上的“疯子”。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说的是地道的“狂话”。这个旧传统、旧道德的叛逆者，在不容他的艰难中，在被污蔑为“疯子”的逆境中，在即将被“吃”的危急时刻所讲出的“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是投向那个黑暗时代一点光明，是掷向那个社会的一杆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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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喜剧的研究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倾向：重希腊，轻罗马，重阿里斯托芬，轻米南德。只要一提及古典喜剧，人们就往往把大量的篇幅留给古希腊，而罗马喜剧不是被一笔带过，就是被看作希腊喜剧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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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的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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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对中国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有所了解，他意识到了中国文字与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虽然庞德的认识并不深入、准确，但他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了他引以为豪的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拆字”译法。所谓“拆字”译法，就是要关注汉字的构成，把汉字理解成“意象”的存在。比如“信”这个汉字，左边是表示“人”的偏旁，右边是意思为“言语”的另一个汉字“言”；庞德就认为，这个字是指一个人站在他说的话的旁边，意思是“守信”，在翻译时应当把“信”字的“意象”存在表现出来。庞德在他的《诗章》第75章中，曾引用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把这句话反着说，翻译成“学习，而时间乘着白色的翅膀飞走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事”；这一翻译明显是由分拆繁体“习”——“習”字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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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为了突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性特点，甚至还突破了英语的语法结构，在省略掉了词之间的一些细微的语法联系后，通过把一些明显的意象进行叠加以创造新的句子。比如他这样来翻译李白《古风第六》中“惊沙乱海日”一句诗：“惊奇。沙漠的混乱。大海的太阳。”我们认为，在庞德的翻译中意象确实被突出了，但李白原诗的意思和意象都已经荡然无存。而且，在这种翻译中中国古典诗歌严格的平仄、节奏和韵律根本没有被顾及。所以，我们认为以严格的翻译角度来说，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自己的创作，这也是人们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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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对文学的科学性的强调，在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中被继承下来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试图运用生理学、遗传学去认识、揭示人的动物性本能的艺术努力在理论、创作中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但值得主义的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在强调文学的科学性时，非常注重把人作为广大社会环境中的存在去认识、分析，从人的生理、遗传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全面认识、分析人的存在。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人的认识、分析，则更多地把人放到家庭，而不是广大的社会环境中来认识人，这就造就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反映自然的广度上不及法国自然主义文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出现在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是主要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文学家面临的是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去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而日本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给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带来的冲击使日本文学家面临更深层的文化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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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所展示给我们的尽管是一个小天地，其中却没有拜伦的悲观和绝望，也没有雪莱的乌托邦气氛——它是一个半幻想、半坚实而又充满人间温暖与生活美感的世界。（穆旦《济慈抒情诗选.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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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我们之间，倦怠呀、懒惰呀，说不清的忧愁呀，都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语。是一些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给予了一种解释。（井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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