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的迷思
书名：走出现代的迷思
作者：伍方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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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作为后现代主义最著名的早期理论家，正是从文学现象切入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概括。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成立与否，关系到两方面，一是“西方社会尤其在其文学中，我们是否真能发现一种现象、一种需要区别于现代主义、并为之命名的现象”，一是是否能够或应该“为这个现象构成某种实践性的方案”，以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他进而以列举特征的方式，而不是用以传统的定义式诠释或下常规性定义界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他罗列或“拼贴”了后现代主义的两类十一个特征：一类是解构性特征，包括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化、无我性或无深度性、卑琐性或不可表现性；一类是重构性特征，包括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或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等。其中的两个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前者是中心与本质消解后的非决定性状态，后者是主体内缩或自我适应对外在超越性的拒斥。哈桑用一个自造的合成词“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概括上述两方面相互作用构成的“多元对话”状况，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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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举的后现代主义的构成元素或特征包括无深度感、历史感的丧失、精神分裂式语言、情感消退、空间化等等。作为旗帜鲜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整个文化或者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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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与类型的对立统一（或差异性与同质性）本身涉及“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含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神学的、伦理的分类，也无论是对立中的正方还是反方，与“现代”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始终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首先要面对要处理的。可以说，反思、反省和超越“现代”与“现代主义”，是西方语境中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和基本共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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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具有不同针对性的差异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共同点在与“现代”对话，以超越“现代”、走出“现代”的迷思和误区，只是在不同语境中“现代”的所指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形态的后现代主义都以质疑“现代性”及其各种本质主义和中心论（如主体性、人类中心论、基础主义、一元论与决定论等）为内容，它们具体所“后”的是什么“现代”、它们的否定性理论具体指向如何，却是有差异的，直接与语境相关。或者说彼此的问题语境、问题侧重和问题意识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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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后现代”和“现代”可以理解为两种对立的历史叙事。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和“现代性”是以启蒙与革命为主体内容展开的，这也是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这两种“宏大叙事”所叙述和建构的“现代”的核心价值。同时，这个“现代”又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或在与西方的对立和对话之中形成的，因而也不易摆脱它所模仿和对话的对象本身的纠缠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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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文学思潮，除需要反思和解构全球语境中具有普遍性的启蒙与革命及其叙事霸权之外，对在中国情境下处于二者夹缝中的民间和民间叙事，可能在反思与解构的同时，还应抱有更多的建构或重构立场，因为相对“现代”对民间社会和民间话语的抑制而言，这种释放和建构正是“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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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先锋文学针对中国“现代”与“现代”文学传统的独特成就概括为：（1）尽可能地拓展了小说的功能和表现力；（2）强化了感觉与语言风格；（3）注重叙事策略；（4）多用反讽与对“自我”的怀疑；（5）后现代主义式的价值立场；（6）后悲剧风格。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的探寻和确认。他从世界观、人文观、本体论、价值立场、艺术态度、美学效果、艺术手法、实现形式等多维视角，把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特征概括为八个方面：（1）反对整体和解构中心的多元世界观；（2）消解历史与人的人文观；（3）用文本话语论替代世界（生存）本体论；（4）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5）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写作（本书）快乐的艺术态度；（6）一味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美学效果；（7）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拼合法，不连贯性，随意性，滥用比喻，混同事实与虚构；（8）“机械复制”或“文化工业”是其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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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解构。即以零散化与破碎性的断裂的欲望主体，解构建基于“意识/潜意识”深度模式的理性与非理性（感性化）的欲望主体。与现实主义文学中洋溢着启蒙精神的“大写的人”，和现代主义文学中执著于荒诞中的精神自救的“自我”迥异，先锋文学的主人公是主体性溃散后文本纯粹虚构的产物，他们不再是自为的历史主体，而是碎裂的被抽空所指的欲望的能指符号，一种“后个人”的符码：“通过把历史主体从破碎的不完整的历史故事中驱逐出去，通过把人物改变为纯粹欲望分裂的主体，先锋派的写作确实把‘自我意识’压制到最低限度，也确实创造了非同凡响的个人化的语言经验和心理经验——这也是‘后个人主体’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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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解构。后现代欲望叙述开始于先锋文学以文本化和文学的“向内转”从“现实”悄然撤退，到新历史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浓墨重彩地重写“历史”与“现实”，这种否定之否定和自我完成，是以颠覆“真实”及其背后的本质主义真实观为前提的。先锋文学通过形式革命凸显小说叙事性与虚构性的本体意味，这既是对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本质真实观及其建构的“真实”神话与霸权的挑战，也是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深度模式的规避以至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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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解构。主体与真实、主体性与真实性的溃散，直接的后果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本体的危机。后现代叙事对这三者的解构往往是同时进行的。这是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瓦解后，欲望叙述不断“祛魅”的必然结果：现代主义乌托邦与意义阐释和意义生成的深度模式的消解，打破了人们对“表面的现象之下必有某种意义”的确信，统一价值观的破裂成为不可避免。中国后现代欲望叙述从游戏化和狂欢化两个方面展开意义的解构。先锋文学通过破坏叙事时间，制造文本断裂，营造叙事圈套，拆除文本与现实的界限，津津有味地玩着文本游戏；它们不追求表达思想与深度，呈现的只是一个平面、一次游戏；它们用游戏文本来游戏人生，用颠覆文本来颠覆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化的社会理想和意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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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柯从心理学/社会学维度对制造“压抑假说”，并希望通过“述说真理”以“允诺幸福”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模式的批判殊途同归，拉康从心理学/语言学维度对“压抑假说”进行拆解。他用语言理论“重新阐释”弗洛伊德的压抑说，认为欲望、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欲望是能指，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没有终结的运动。为了解构意义，拉康斩断了欲望的满足之路和寻求满足的内驱力。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意识/潜意识结构图，因为这种结构图谈论着意识对潜意识的压抑，却允诺着满足。按照弗洛伊德的压抑假说，潜意识既然受到压抑，便永远有满足的希望；而且潜意识在压抑中的升华，也是一种满足；寻求升华，寻求满足，便是欲望活动的极大的内驱力。破除“压抑假说”，意味着拆解压抑/满足的神话。在拉康看来，欲望与语言同构，欲望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是挖空存在使之成为欲望的东西。因此，欲望从根本上无法找到满足，它只是一个能指，永远找不到所指，能找到的只是能指链上一系列空洞的位置，只是“满足”的替代在能指链上的滑动。欲望的满足，只是一种永无归期的流放。拉康从欲望本体的角度，否定了压抑假说对满足与幸福的虚幻承诺；同时，像众多后现代主义的言说者一样，他也无意将“欲望”设定为一个实体，一个逻各斯，一个乌托邦，一个本源或者终极。这与中国先锋文学从形式革命（叙述领域）开启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欲望叙述的“祛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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