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表演：后现代语境下的跨界理论与实践
书名：性别表演：后现代语境下的跨界理论与实践
作者：幸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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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成的意义上，生成女性就是不再把男性的欲望作为欲望的话语，不再把假设的封闭的人类身体作为基本的政治单元。通过文学艺术，可以思考和表现超越女性禁忌的欲望，思考和表现生成女性和生成动物。从单一的“性”（a sex）走向“千万个小小的性”（a thousand tiny sexs）。生成女性就是开放前个体的、反俄狄浦斯的、革命性的欲望。这是不再从男人或人类历史的故事中进行阐释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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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罗维茨所强调的是媒介对个人行为和空间的影响，过去以物质地点为特征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已经由于新媒介的侵入而发生了改变。德里达曾用一段妙语来形容新媒介出现后对个人观看行为和思想体验的改变：“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德里达的说法颇为有趣，看本来是看对象的，或城市或乡野，但却看不见看自身。通过某些媒介的视觉装置，看便可以看见看自身了，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身的反思性。麦奎连等人就指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一种思维状态，亦即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不断地被延宕的状态，处在一种反思位置上的思想体验。这一反思的状态也影响了个人处理主体认同与性别身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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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了美少女系列动漫的例子，一方面是为了在性别生成的层面解释其对八零后一代人的意义和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想在某些方面说明动漫世界的复杂性和神圣性所隐喻的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混沌的过渡阶段。儿童世界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简单，就像“被女孩化”的过程，它已经渗透进我们的血液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动漫既形构了一个虚拟世界，同时又改变着构成真实世界的方式。伴随着电视长大的八零后，通过他们的观众表演，一方面在完成着个体成长的仪式，另一方面也反抗着这一仪式过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动漫是成年人给未成年人讲述的故事，成年人却发现自己无法理解在此影响下所塑造出的孩子，将大人世界的观念“翻译”给孩子，结果得再用理论和批评的方法来解释分析。于是，观看上一代人制作的动漫长大的这一代人，似乎没有按照父辈们教育和期望的那样成人，而更多让他们看到的是“能指的残余”。这可能也解释着八零后刚进入成人世界时的格格不入。
伴随着动漫长大的每一个孩子，在观看每一集动画片时，是有心理预期的，期盼着拯救时刻的到来。虽然知道危机一定会被解决，但仍乐此不疲。主流的叙事策略一方面通过反复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脑子里，模塑着他们的身体，而另一方面，他们所真正关注的却是每次解决危机过程中的差异，是在重复的“延异”中获得快感和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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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原初双性情欲的论点，我们的情欲客体有可能是同性或是异性，抑或是双性的，只是在强制性异性恋制度下主体形成的过程中，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被自然化，而呈现出三位一体的一致性，在这一过程中，同性恋情欲作为禁忌在最初就已经被排除在可能性之外了。在最初放弃欲望客体的选择中，异性恋身份是以异性恋乱伦禁忌来建立的，丧失以哀伤的形式被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的客体是被承认的，而且通过内摄（introjection）建立了一个净空的空间（an empty space），把力比多从丧失的客体上移置到一个意指的客体上，完成了隐喻意指的言语过程。在这个心理过程中，言语“表征”那不在场者（the absence）并超越它，完成了对客体的移置而保留了异性恋目的。这就是巴特勒所阐释的异性恋身份认同的过程。而在同性恋乱伦禁忌中，丧失的爱通过抑郁结构延续。丧失的客体以合并的方式被否认并保留在“身体内”，拒绝承认丧失，使得客体无法被移置为语言。合并是反隐喻的，它无法对丧失命名或承认，使得它侵蚀了隐喻意指本身的根本条件。而否认丧失，使得同性恋情欲同时失去了目的和客体。这就是身体的“直译化幻想”，在这一过程中合并作为一种幻想，借助其抑郁结构，身体的直白表意掩藏了它的系谱，使它自身跻身于“自然事实”的范畴之内。当小玲们遭遇到同性恋时，文化深层的同性恋情欲禁忌浮出表面被讲述，这一丧失的客体得到了承认，三位一体的身份认同出现了断裂。但是这一从“异”到“同”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同性恋身份认同，这些影片对同性恋情欲的展示并不是为了重新确认一种霸权式的同性恋话语，而是希望能够揭示性别的多重认同，“建立一种非等级的、游移而重叠的认同设定，这样的性别设定质疑了任何单义的性别属性的首要性质”。作为一种构成性的性别认同，“多重认同的可能性显示了大写律法不是决定一切的，而且那律法甚至不可能是单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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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医学话语在同性恋形成的问题上制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虽然接受同性恋身份可以带来公民权的保证，它同时也带来壁橱的观念————即关于某些人的性是“可见的”，而另一些人的性则保持沉默。换言之，同性恋的现身是与其隐匿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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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同性恋者在童年时都有此类的被污名化的经历，塞吉维克称之为“酷儿童年的巴比伦放逐”。在她看来这些同性恋的羞辱性称呼（例如“酷儿”）是个政治上有力的名词，不是因为它可以摆脱童年时的羞辱场景，而是因为它把那种羞辱的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在塞吉维克看来，羞辱是在表演的原始冲动源头生产并正当化认同的位置，但是却没有给予这一认同的位置一个本质性的地位。所以，由羞辱所构成的认同，总是“将被构成的”（to-be-constituted），也就是说，它总是早就在那儿等候（必要的、有生产性的）被曲解和误认。这也就是巴特勒所说的“酷儿化”，其实是表演的关键。酷儿是作为一种传唤而出现的，它提出了表演内部的暴力性与对抗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酷儿已经成为一种言语行为，被用来羞辱其命名的主体，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这种羞辱的传唤生成一个主体。酷儿的力量就来源于把它与谴责、病态化和侮辱联系起来的重复的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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