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书名：罗兰.巴特
作者：乔纳森.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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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素以支持先锋派文学而闻名。法国的批评家们抱怨阿兰·罗伯—格里耶以及其他新小说的实践者所写的小说难以卒读—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只是把一些令人困惑的描述胡乱堆砌在一起，缺少可以辨识的情节，也没有引人瞩目的角色。但巴特不仅称赞这些小说，把他本人的前途和这些作品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提出，正是这些向我们的预期发起挑战的“难以卒读”的作品最完美地体现了文学的目的。巴特提出了“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这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指顺从传统代码和可理解性模式的作品，后者指实验性作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阅读这类作品，只能（实际上必须）在阅读的时候去写作这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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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嘲讽自己过去立场的做法或许创造了一种巴特式的神话。《罗兰·巴特自述》中的片段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炫耀的形式，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大喊着：“妈，快看！没用手！”巴特也在大喊：“妈，快看！没用概念！”一个作家完全可以愉快地宣称，他的作品并没有依靠重要的理论来支撑，而是依赖短暂的狂热；作品的声望不取决于其认知价值，而是取决于概念带来的冲动和持续不断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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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幕人类场景，以这种方式聚集起来，它们获得了次级的神秘意义，而这一意义正是巴特要曝光的对象。其他客体和实践，甚至是那些最具功利主义色彩的做法，都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被社会惯例赋予了次级意义。例如，葡萄酒在法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是“一种图腾加饮料，就像英国王室喝的荷兰牛奶或茶，具有仪式性质”。它是“一种依靠胁迫达成的集体性道德准则的根基”。对于法国人来说，“对葡萄酒的信仰是胁迫之下的集体行为”，而喝酒则是一种社会融合的仪式。通过制造神话意义，文化试图让它们的规范以自然事实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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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莱希特身上，巴特学到了三点。首先，布莱希特从认知（而不是情感）的视角来看待戏剧（这可以推及到他对待整个文学的态度），因此他强调意指意义的机制。他质疑统一场景这个概念，告诉巴特“表述的代码必须相互分离，从胶着的有机状态（这是传统西方戏剧所秉持的观念）中松脱开来”（《意象、音乐、文本》）。“戏剧艺术的责任并非在于表述现实，而是在于意指现实”（《文艺批评文集》）。在道具、服装、姿态和演出手段方面，不要想着“自然表达”。用几面旗帜来意指一支军队胜过用数千面旗帜来真实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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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中，心理学是最难以验证和最受时代影响的方法。这是因为，对内心深处的自我的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真正存在的只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拉辛引用了几种语言—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悲剧、心理学（其他语言可以被创造出来，也将会被创造出来），这些语言都不纯粹。但承认无法讲述关于拉辛的真相，就等于最终承认文学的特殊地位。（罗兰.巴特《论拉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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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写道，一部作品就像一个洋葱，“多个层次（或多重表面，或多个体系）叠合在一起，它的体内没有心脏，没有内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化约的原则，只有把它自身包裹起来的无穷的表层—这些表层包裹的不是别的，就是自身的集合”（罗兰.巴特《语言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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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的多重性中，一切都将被拆散，没有任何事物得到阐释；可以顺着结构去分析，看它在每个节点和每个层面如何“脱丝”（就像袜子的丝线那样），但在它的底下一无所有：要在写作的空间里四处搜索，而不是刺穿它；写作不停地呈现意义，同时又不停地消散意义。写作一直致力于系统性地消除意义。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文学（从现在开始，更恰当的说法是写作）拒绝为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分派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由此文学释放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神学的”行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行为，因为拒绝固定意义最终就是要拒绝上帝和他的化身—理性、科学、法则。（罗兰.巴特《语言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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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让我感到享受的部分，并不是它的内容，甚至也不是它的结构，而是我在光滑的表面所施加的摩擦：我快速前进，我跳跃，我抬头，我又再次埋头阅读。（罗兰.巴特《文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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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着他在阅读小说、传记或历史作品时所感受到的愉悦，他进一步设想一种基于消费者愉悦的美学和“一种关于阅读愉悦（或愉悦的读者）的分类研究”，其中每种阅读症状都能找到特定的文本愉悦：拜物主义者喜欢片段、引言和特别的表达方式；强迫症患者喜欢操控元语言、注释和阐释；妄想狂喜欢进行深度阐释，发掘秘密和内情；歇斯底里者充满了狂热，他放弃全部的批评距离，全心投入文本。（罗兰.巴特《文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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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试图“分析”一个带给我愉悦的文本时，我所遇到的不是我的“主体性”，而是我的“个体性”，这一给定的特质将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分离开来，并且将苦难或愉悦挪为己用：我所遇到的正是享受中的我的身体。这个享受中的身体也是我的历史主体：因为正是在一个复杂过程的结尾阶段—这个过程把传记、历史、社会学和神经症的各种要素（教育、社会阶层、童年经历等）结合在一起—我努力在（文化）愉悦和（非文化）狂喜这两种矛盾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平衡。（罗兰.巴特《文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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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担负起类似的责任，他在这些话语中找到一种方法来制造“准小说”：去除情节和人物的小说。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各个标题下，从沉醉到占有欲，巴特把不同类型的话语集合在一起：出自文学作品的引言和释义，尤其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以第一人称所作的声明，一位无名的恋爱者思考并描述他的处境；还有各种理论写作所带来的思考（柏拉图、尼采、拉康）。这一系列片段，或者说“figures”（这是巴特本人的用法，“figures”在此意为“姿态”），为小说提供了材料，即大量场景加上或热情洋溢或思绪万千的言谈。这里有诱人的暗示，透露个人的爱情故事，但这里没有发展或连贯性，没有情节或恋爱关系的进展，而且没有人物的发展，只有泛化的角色（恋爱的人和被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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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弗朗索瓦·瓦尔以巴特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名为《事件》。它包括四篇文章，其中两篇非常短，另外两篇稍长。瓦尔声称，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写作试图抓住直接体验的努力。瓦尔出版此书的举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因为篇幅稍长的两篇文章《事件》和《巴黎之夜》涉及巴特的同性恋行为，这是他本人在那些最具自传色彩的作品中也刻意避免的话题。《事件》以速写的风格，记录了巴特于1968年和1969年在摩洛哥时的见闻片段—大多数片段只有几个句子—其中提到的摩洛哥男孩引人注目。安德雷·纪德在日记中曾记录了他本人在北非地区的同性恋行为，巴特的文本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他没有展开叙述，而是以简洁的片段来假定（而非描述）同性恋体验：“穆斯塔法深爱着他的帽子。‘我的帽子—我爱它。’他不愿意摘下帽子来做爱”（《事件》）。《罗兰·巴特自述》中曾描述过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书名就叫“《事件》（迷你文本，俏皮话，俳句，符号体系，双关语，任何像树叶那样坠落的事物）”，瓦尔发表的文本显然与此有关。但正因为《事件》缺少大事、双关语、笑话，而且它的符号体系在形式上也与俳句相去甚远，因此那些简洁的观察记录背后所潜藏的性爱场景自然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瓦尔发表的另一个文本引发了更强烈的兴趣，同时也让更多人觉得失望，那就是《巴黎之夜》（巴特所用的标题是《毫无意义的夜晚》）。这些文字写于巴特去世当年的夏天，记录了他在巴黎的夜生活：与朋友聚餐，看电影，在小餐馆打发时间，时而漫不经心地与一些年轻男子套近乎，时而又觉得那些年轻男子的亲近让人烦恼，宁愿不受打扰，一个人安静地看报纸。之前在一篇题为《仔细考虑》的文章中，巴特曾思考过日记这一体裁：我应该带着准备发表的念头来记日记吗？他列举了种种缺陷：日记没有“任务”，没有必要性；它迫使写作者摆出种种姿态，却又以其琐碎、卑微和虚假的特性不断提出一个滑稽的问题：“我是这样吗？”（《语言絮谈》）。但看起来正是这些缺陷吸引巴特尝试了日记体裁。由这些不起眼的片段所组成的符号体系成为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写作形式，它的魅力来自它所拒绝的一切：意义、连贯性、情节、整体结构。
不过，在具体实践中，《巴黎之夜》对朋友的身份遮遮掩掩（用首字母来代表），这反而增添了它的诱惑力，而那些朋友们则恼火地发现，巴特与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被描述为“空虚的”时光。这篇文章最勾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散漫的写法。这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巴黎夜生活和半真半假寻找同性伴侣的做法感到厌倦，这幅颓唐的场景以一段清醒的思考来收尾：
一种绝望占据了我。我想要大声哭喊。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不得不放弃那些男孩，因为他们对于我毫无欲望，而我自己，要么是过于严苛，要么是过于笨拙，我没法将欲望强加给他们。有一个事实无法避免，我那些调情经历都可以佐证这一点，那就是，我过着忧郁的生活，并且，我最终感到极度厌倦，我必须摆脱这种兴趣，或者说，这种希望……我将失去一切，最后只剩下那些出卖色相的男人。（但是我在外出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一直注意着那些年轻男子，想立即与他们谈情说爱。将来我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他提出请求之后，我为O[他带回家的一个年轻朋友，名叫奥利维耶]弹了一小段钢琴曲，在那个时刻我就意识到，我已经放弃了他。当时他的眼睛是那么动人，长发让他的脸颊变得更加柔和：他整个人是那么精致，却又无从接近，像个谜团；他讨人喜欢，却又与我隔膜。随后我借口自己要工作，把他打发走了，我知道这种情感结束了—不仅是我和奥利维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男孩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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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法让人产生强烈的犯罪感，感受到罪孽的威胁，这种感觉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只有当你熟睡的时候，你才能确信你没有造成罪孽。（罗兰.巴特《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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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坐在一段矮墙上，就在路边，但他没有留意道路—他坐在那里，仿佛永远那样坐着，他坐在那里就是为了那样坐着，毫不含糊：
“静坐无所为，
春来草自青。”（罗兰.巴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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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将语言与现实割裂开来，从而剥夺了语言的清白。现在他又通过同样的操作恢复了语言的清白，并且保护它免受任何批评。他以想象或小说的名义，满怀爱心地呵护着之前他曾以神话学或意识形态的名义嘲讽的对象。矛盾，还是翻案？在西方人们总是过于仓促地得出这样非此即彼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从一个含糊的位置开始的一段漂移……他不是个叛徒：神话学是大写他者（并非完全共享的形象体系）的镜像，而镜像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神话学。在某个时期，他以“净化”自己的名义，一步一步，不断前进，穿越自身的愚蠢，探索那种状态，品尝那种滋味，尝试“说出”那种感受。结果就是，他写出了那些作品。（菲利普.勒热纳《我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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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米勒写道，巴特对于书写身体的兴趣可以被视为“男同性恋复兴肉体的文化设想的一部分，他的书写为这一设想增添了或者说从这一设想中挖掘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致差别”，尤其是他愿意“思考处于最尴尬状态下、远谈不上‘完美’的身体”。将巴特纳入男同性恋美学研究的做法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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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独具魅力的作家：优雅、独特、大胆自信、不畏批评。不过正如他所言，虽然判断葡萄酒的好坏有客观标准，但这种标准是个神话。我们同样可以说，虽然巴特按照客观标准是个好作者，但巴特这位作者是个神话—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其效果就在于阻碍别人采纳和检验他的说法，阻碍别人使用这些说法并且观察它们在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文化客体和实践时所起到的作用。巴特宣称，他想要写作，不是针对某个对象去写，他的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和兴趣与这些作品对于研究的文化客体所做出的论断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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