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杀女巫
书名：猎杀女巫
作者：林德尔·罗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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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苏拉的笔录中，多次出现了“礼物”与“食物”，例如她令女仆致病的那块蛋糕。“礼物”这一词在德文中惊人地带有歧义。它表示“给予”，同时却也意味着“毒害”。从宫廷到村落，“礼物”一词的流传带有政治和“恩赐”的色彩：施惠者向受惠者表达出强大的权力，只有拒绝接受礼物才能体现双方的平等。“礼物”本身也不是个好玩意儿，在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计”中，大礼物“木马”肚子中就装满了毁灭特洛伊的兵力。因此“礼物”就常常有一种有害的魔力，与它显示出来的温情表象一点儿也不沾边。另外，“礼物”还不太容易被拒绝，因为它们早被周密地布置，以达到最大效果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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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暴力来使我认罪，这是件多么可悲的事！如果我乐意，我的力量能轻易令你们全部束手无策；我的这种力量也能使我经受住所有的折磨。我仍然乐意与你们周旋的原因仅是因为我的主人不再允许我将他的神力继承给我的4个孩子。我宁愿独自面对最可怕的死刑，我将一人承担所有一切，以使孩子们可以逃离这样的悲惨命运。如果我被判无罪，那我就将面对一种更为残酷的选择：要么在我主人的手里更加痛苦地死去，要么违心地执行主人的命令，把我可爱的孩子送入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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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博维特霍森村里村长的寡妇格特鲁德·康拉德供罪时坦承魔鬼是如何“头戴黑帽，饰以黑色羽毛，在牧场的白昼中”向自己走来。魔鬼命令她必须依其意愿行事，她则遵其旨意，他们的第一次交媾发生在寡妇的卧室，第二次则是发生在角落的厨房。他的阳具极其冰冷。魔鬼给了她15先令，半块铜币和3枚十字币，寡妇把这些钱都藏在角落的一个破旧黄油桶中，连她的女仆也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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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特鲁德·康拉德的案件中，她被吊挂着，双脚还没被增加重量，当身体超过了能够承受的极限时，或许会产生飞翔的体验。一些武僧和隐士在神性景象的启示下有可能会抬升自己的身体，漂浮在半空中。身体和精神上的悬吊，都是类似飞翔的感受，或许传达出的正是格特鲁德·康莱德无法着地的受刑过程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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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帝国的审判官和酷刑执行人熟知不同的酷刑带来的不同痛苦，使用酷刑是一个有章可循的系统过程。首先，是向犯人展示各类的刑具，威吓她们招供。在猎巫惨案中，这第一步常常被置之不理。另外，每一名行刑者都有自己喜好的刑具，所以通常他们会不顾用刑的循序渐进而直接使用自己喜好的那套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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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过程中另一个主要的参加者是绞刑吏和他的助手。他们因其职业而被视为声名狼藉的人，绞刑吏的儿子被禁止从事正经行业，也只能与其他下九流行业中的姑娘结婚，例如屠夫或同样是绞刑吏的女儿。因此，绞刑吏行业的发展是在婚姻和血缘的基础上维持着稳定。他们大多是社会的遗弃者，但绞刑吏却是一个暴利的行业。他们熟练地掌握自己谋生的技能，并因而拥有强烈的自信心。纽伦堡的一名绞刑吏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着他每天行刑的对象的名单、罪名，直到18世纪由教区的仪仗官发现，他的这本记录才得以公诸于世。与审讯官们要身着低沉颜色的服装来显示威严和冷峻不同，绞刑吏的名声早已臭名昭著，因此他们总身着夸张、明亮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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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判定有罪后，女巫通常都会被带去忏悔。而巫术的痕迹也会在女巫的身体上被发现。寻找巫术的痕迹和记号属于绞刑吏的职责。在伍兹堡，女巫们被恐吓说绞刑吏会剃光她们身上毛发，然后仔细检查身上的每一处记号。这种恐吓对女巫来说，不仅是害怕真被他们找到任何可能的记号，更是担心绞刑吏的检查：女人们害怕在一个臭名昭著的男人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并且她们清醒地知道，一旦被绞刑吏碰触过自己的身体，她们的名誉也将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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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官本人并不亲自给嫌疑犯施加疼痛。他们只决定在什么时候用刑，以及用什么程度的刑具；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决定权都是事先定好的，而不由他们发号施令。这样的差异也使被控的女巫们对审讯官和绞刑吏进行了区分：绞刑吏是带给她们痛苦的人，而审讯官是要了解她们生活细节的人。当然，很多女巫也将审讯关门视为具有父亲色彩的保护人，而审讯官也认为自己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父权，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子民。当女巫们从心理上被酷刑打垮之后，需要让她们建立起与行刑者的心理联系。例如，依奴里莎·瑞斯恳求法庭不要分派从梅明根来的行刑者对她施行，而是要求奥格斯堡本地的绞刑吏对她上刑，原因是她认识他们。如不满足她的要求，她就不论青红皂白地对所有的审讯官和绞刑吏进行唾弃和诅咒，乞求魔鬼给予他们残忍的惩罚。一旦女人们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愤怒和复仇的心态，审讯官们就很难不采取非常规的手段。这也是为何在猎巫运动中经常会采取极端的肉体和精神措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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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女巫的核心问题是在审讯官和嫌犯之间总存在一种不平等和矛盾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又残忍的伙伴关系。审讯者们将女巫的供罪陈词塑造成各式的故事，甚至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而女巫们尽管提供了故事的材料和细节，但她们并非出于自愿。有意或无意地，她们都学会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这种关系的实质研究拥有大批为此着迷的观察者。例如弗洛伊德，他饶有兴趣地研究那些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患者与女巫审讯者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并发展出一套“谈话治愈”疗法，这就代表在谈话中双方的感性参与都是必要的要素。这种疗法启发弗洛伊德创作了一套传递和反传递的理论，这就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来理解嫌犯和审讯官之间如何共同创作了一种“巫术的幻想”。被控的女巫和谈话者都会设定为可以埋藏自己的情感经历。当被指控的人开始试图去了解审讯官时，他或她的潜意识里就已经想要确定什么是审讯官想要知道的东西，因此他们也就下意识地编造出审讯官期待中的故事。在女巫审讯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治愈”，相反这种毁灭性的幻想会直接导致女巫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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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只能从自己的身体上获得一些舒适，以此来对抗监狱中的恐惧和不安。在看守们看来，这种行为很明显地证明了魔鬼曾经探访过女巫，并与她们发生了淫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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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的过程就像一场节庆。在死刑行刑完毕后，城市会为绞刑吏举行一场大型的庆功宴。在1590年的诺德林根，当3名女巫被集体处以火刑之后，宴会现场撒满了15基尔德面值的货币，而一名接生婆一刻钟的工作也才能挣到2基尔德。特别是在城市里的宴会上，绞刑吏受到来自临近乡村的追随者们的热捧。这样狂吃烂醉的盛宴目的在于洗刷掉杀人的罪恶，并加强这些底层市民的联系，令他们充满自豪感，从而心甘情愿地执行法律的裁决。城市的执政者为这场盛宴埋单，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牧师、法官、执政者，甚至其他被控罪的人，也参与到这场盛大的狂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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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林根是一个制革工人和皮革工人聚居的城市，人们在这里用各种动物的尸体来交换其他的商品。诺德林根的居民已经对肉体腐烂的过程非常熟悉，并且已经对烹煮骨肉的臭味习以为常。而把一具已经入土的尸体挖出来烹食的行为无疑是中断了肉体腐烂的自然过程。这就好比说（甚至对诺德林根的新教徒来说），死婴的尸体反而散发出一种令人迷醉的香气。诺德林根的法官们也被显示出来的这种真相彻底迷惑了。他们在首次发生这种亵渎神灵之事的时候，忠诚地审讯着掘墓人。当掘墓人们称自己并未发现吃人有何不妥之处时，他们瞠目结舌，无话可说。
因而，他们与新教徒一样，试图开始理解魔鬼是如何管理世界：他并不真正从事什么事情，而仅只使用戏法和想象。如果墓地中一切完好，也并不意味魔鬼从未出现，他们有可能令女巫产生吃人的幻想。与这种交流魔术类似，路德会教友们相信基督的身体和血能变形为真实的面包和酒，这种残忍的宴席也同样不需要任何证明。最终，吃人的陈述似乎也不能成为最重要的定罪：它也不是在女巫行刑之时被大声传播的罪名。相反，当权的法官在提及她的这点罪名时只是说“女巫们对自己所生的孩子也不持半点怜悯之心，做出了反对自然规律的可怕罪行”。女巫们便依其陈述犯下了炖煮自己儿女的罪行，尽管她的儿女或许根本没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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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是基督教神秘体系中的主要因素，这在犹太教的杀戮仪式中也能找到一些相似的痕迹。在这些案件中，稚嫩无辜的孩童成了犹太人渴求基督徒鲜血的牺牲品。在传说中，男孩必须以一名基督徒的牺牲为基础上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逻辑很明显：犹太人必须消灭基督和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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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是与魔鬼发生性关系的女人。魔鬼令她们成为自己的女人，然后去伤害基督徒。如同鬼神学家亨利·波特所指出，越是低贱的女人就越是渴望强烈的性爱，“魔鬼利用了女人热衷于享受世俗的肉欲的弱点，而他非常善于用性爱带来的肉欲点燃女巫对自己的忠诚。此外，要令女人对男人彻底忠诚、完全顺服，没有比征服和虐待她的肉体更好的方式了。”
与魔鬼性交，是成为他身体一部分的一种方式。而与魔鬼性交后，女巫门热衷于谈论的并不是与魔鬼的协议，而是魔鬼的“长度”。而按照鬼神学家的理论，这个时候她们已经被魔鬼所拥有。毕竟，对于被控女巫罪的女人们来说，签署协议是一件稀奇事，她们中的好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而与魔鬼性交则成为判定她们是女巫的最重要的根据。这仅是她们悲惨故事的序言而已，她们的堕落类似于处女的初夜，只是令她们走上了地狱之路，并将越走越远。但这也是巫术幻想中怪诞的组成部分，因为常常叙述这种情节的女巫都是既老又丑的食人者。在酷刑和审讯的折磨下，她们却极其自然、甚至充满愉悦地回忆起自己被魔鬼温柔诱奸的过程，而她们所详细交代的这些细节听上去都来自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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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都遇到了一身黑衣的费德林，然后与他做爱。通常她们都会供出几个不同的做爱地点：牲口棚、她的住所、森林。她伸出右手，他伸出左手，然后彼此订立一个邪恶的协定。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寡言。有时她会留意到他的山羊蹄子，有时她会介意他冰冷入骨的身体。在上马斯塔尔的审讯记录中，这种充满细节的审讯记录还记满了她曾伤害过的人、动物和儿童，以及各种她曾经做过的邪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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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魔鬼都是年轻的男人，富有男性气息和旺盛的性能力，不像那些成熟的男人那样通身散发出一种刻板保守的气息。汉斯·杜克根的太太曾邂逅过魔鬼，那时还是一名小女孩的她正在庄园里对着一群鹅发呆，魔鬼则扮成牧羊人的儿子出现在她前面，他的声音轻而柔软。女人充满爱意地描述了他的穿着。通常他穿着绸缎或天鹅绒的裤子，头戴羽冠，或一定饰以羽毛的帽子，华丽的衣着显示着他的能力和地位。通常年轻男人的衣着都是轻松随意的，他们并不太穿着代表男性权威的冷峻颜色。而这个魔鬼则用他年轻时尚的衣着改写了人们从16世纪的书中得到的对魔鬼外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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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不能赐给我一个丈夫，那至少魔鬼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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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借用求爱的语言来欺骗受害者与他订立下邪恶的契约。他承诺“永不离弃”，并要求“她永远属于他”，而“如果你答应做我的爱人，并把完整的自己送给我，听我的命令，臣服在我面前，那我则将一辈子供应你的吃穿用度，并发誓永不抛弃你”。女人们对这样的话语毫无招架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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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人也被指控为巫师并且承认与魔鬼性交时，事情就变得更加难办。这在鬼神学的理论中倒是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魔鬼能够变形为任何人形，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可以与他的受害者发生性爱。可是在供词中，男性讲述的关于与魔鬼性交的叙述就显得十分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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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丽的少女出现在奶牛棚里，身穿白色衣裳，头上还系着一根发带。黑色是更为流行的魔鬼颜色。他与这名白衣少女在他姐姐的指导下疯狂做爱。而与她的性爱过程除了感受到冰冷之外与别的女人的身体毫无不同。而这少女的头则极其粗糙不平、多毛、寒气逼人，这些特征都暗示着他的情妇真正的男性特征。甚至，在赫兹烂醉的时候魔鬼的灵魂竟得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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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人都知道，婚姻并不肯定就带来一个童话般完美的结局。同魔鬼的性爱与同正常男人的性爱相比，一样充满了阴冷和凄凉。男人们也一样不会兑现他们曾经的美丽诺言。魔鬼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年轻感情骗子，在女人处于悲惨绝望的境地时施以援手，获取芳心，最终却无情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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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魔鬼的性交会引起孩子的死亡、掘尸和烹食，甚至让母亲们直接伤害自己孕中的胎儿。在诺德林根的涉巫案件中也具有相同的情况，关于魔鬼的诱奸、烹食孩童的故事被迅速传播。同样，在伍兹堡也是如此，一个一个的供罪记录中都充满了女巫对神的亵渎和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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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运动的主题事实上并非新鲜事，但猎巫运动却给予了当时的社会和人们以极大的暴力、有序化的恐怖和无法忘怀的神秘。这种对犹太教仪式的抨击，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犹太人的痛恨，从此将犹太人视为杀婴的凶手和魔鬼。同时，此类神秘传说的流传也剥夺了女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愉悦和悦纳。女人们不敢享受自己本应获得的性快感，也不敢堂而皇之地接受初为人母的喜悦，这就是由猎巫运动所带来的深厚的焦虑和悲观。这些恐怖的故事日复一日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女人们被描述为可以轻而易举被魔鬼所利用的工具时，魔鬼的强大也无处不在。这也是猎巫传说所带来的对人们生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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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供认出恐怖证词的女人们竟然在重刑的折磨下也谈论着感官上的愉悦。在审讯过程中，女人们一开始描述的那些乐趣被转换成了无奈与痛苦。本来女巫的供认中是谈论跳舞的愉悦与美好的感受，但是在审讯官那里，这就变成了一个已无法跳舞的老女人对年轻岁月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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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巫罪案件中，受害人承受了极大的身体痛苦，刑具无穷无尽地折磨她们的身体，直到她们彻底崩溃。疼痛也令她们制造出充满愉悦的故事情节。这形成了一个难以言喻的自我循环。当女巫们被疼痛折磨得身体失控的时候，愉悦竟然也会出现。而愉悦转瞬之间也会变形成为失落与无望。女巫被魔鬼甜蜜的诱奸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疼痛的性交过程，有时甚至是强奸，同时，魔鬼又用甜言蜜语、婚姻、宴会给她们带来幸福、甜蜜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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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她的第3场审判中，她被使用了烈性黑啤酒的酷刑。第5场是最残忍的酷刑，她被绑到了长椅上，然后用鞭子抽打。然而这些极端的身体暴行对她来说却并不陌生。在被监禁之前，她就曾被一名年轻的学生在墓前抽打，直到皮破血流、鞭子抽断为止；其他学生也曾在她经过街道时用石子扔她。即使处于囚禁之中，她仍抱怨那些公民警卫队的人对她异常地残忍。甚至有一名警卫居然拔出匕首放在她的胸部。格兰不得不遭受肉体上的无止境的暴力，起初她还会愤怒，后来已经对此司空见惯，哪怕有目击者站出来说，活活烧死她也是罪有应得，她也对那些迫害者的暴行失去了任何可能的反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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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都指责自己的孩子，把他们托付给奥格斯堡城的“父亲们”，这叫做“官方抚养”，好像把那里当成一个避难所一样，尽管事实上他们是被长时间地关在监狱里。当时的一些人也对此感到震惊，一位清教历史记录者就感叹道，父母竟然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政府去惩罚，甚至被杀头。而且这小孩子也不是无家可归或者穷人家里的，他们都来自富裕的中层工匠家庭，有杀牛的，有卖白兰地的、啤酒的、开酒馆的；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合法的市民，有些甚至有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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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似的粉末出现，与其他带有神秘感的粉末不一样，这些粉末其实是一些玻璃碎片、牙齿、骨头、细线、坚果壳、全麦和头发，正如委员会这样评价：各种“秽物”；或者说像老鼠屎和羊屎。这将它置于一个更接近童年生活关注的事情上，孩子们几乎没说过魔鬼的药膏是怎样做成的，也没提起未经洗礼的儿童肉宴席的事情。好像潜藏的神秘幻影被剥下了神秘的外衣，暴露出儿童心理最深处的最真实、最原始的结构。孩子们似乎用身体排泄物，如粪便等，还有尖锐的物品作为武器来攻击上帝，伤害他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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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似乎很善于干这些事情，他们热衷于切、咬有趣的东西，像奇怪的牙齿，切破手指，因为魔鬼通常要用血来签名。他们会沉迷于在一个叫做“医生和护士”的亵渎神灵的游戏中尽情玩乐。在星期五，一个孩子扮演十字架上的耶稣，另一个女孩被玛丽的忧伤匕首刺死。复杂的神话在儿童剧中变成了肢体活动。玛丽的7把假匕首变成了真的匕首，刺进小女孩的身体，耶稣受伤的身体也成了虐待游戏的一部分。父母说这些游戏真的在孩子的身体上留下了疤痕：男孩的手上留下了豌豆大小的一块疤，围绕小女孩心的位置有7个黄色的伤口。这其他情况下，这些疤痕可以作为证明孩子的圣洁和耻辱，能不能被上帝选择的证据。现在，这些只是作为邪恶的证明。
孩子们的行为中另一个具有相似性写实特征的举动发生于女巫的安息日里，据说他们会折磨房子的主人，当然这在安息日聚会中也司空见惯。孩子们会把主人放进染料压榨机里。他们模仿耶稣把自己的血分给所有的信徒喝，这在木刻版画中很流行，但是他们是即兴的，在房子里发现什么就用什么把主人的血榨干。宗教的神话成了家庭工作，但孩子们用的是神圣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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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失佑”的孩子的案件中，父母们发现孩子们的行为无法忍受，不能仅仅认为这是孩子们过家家。孩子们的幻想世界中布满无休止的攻击行为，这是大人们极其反感的，而孩子们孩子气的表现，不愿意交新朋友，对性充满幻想的举动，都会与父母发生牵连。他们对待案件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在面对孩子们的行为时的无助，一种无能使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父母指责，把委员会说自己是“市民的父母”的说辞当作自己的话语。在这些父母和孩子们的关系中有些东西严重偏离，使他们无法应对孩子气的攻击。而且他们好像真的进入到孩子们的想象世界，因为床上的脏东西而生病，无限度地打孩子，把孩子们的活动当作是邪恶的，在一个案件中竟然想饿死孩子以驱走魔鬼。父母们参与到这种幻影中也表明孩子们的某些活动表达了父母的一些不清楚的困惑、矛盾和不满。父母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两难——无法照顾孩子，更无能力对孩子的行为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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