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书名：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作者：莎拉.贝克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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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哲学创造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的确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的花园，是勒阿弗尔深秋时的大海，是坐在塞得过满的坐垫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是拳击比赛、电影、爵士乐或者瞥见两个陌生人在路灯下见面时的那种刺激。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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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虑去找神父——但神父有时候正是通敌者本人，而且他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只会告诉他要爱邻人、要对他人行善事，但却没有说清楚“他人”是谁——母亲还是法国。接着，他想求助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哲学家，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智慧的源泉。但哲学家都太抽象了：他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无从置喙。然后，他又试着去聆听内心的声音：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会找到答案。然而并没有：在他的灵魂里，这个学生只听见一堆七嘴八舌的声音（比如，我必须留下，我必须要走，我必须做勇敢的事，我必须当个好儿子，我想行动，但我害怕，我不想死，我不得不离开。我会成为一个比爸爸更棒的人！我真的爱我的国家吗？难道我是装的？），被这些嘈杂之声包围，他甚至连自己都信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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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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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描写学生时代的萨特时说，“一旦他开口说话，一旦他的学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他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另一位老熟人，维奥莱特·勒迪克也同意，他的脸从来就不丑，因为他的脸被他头脑的睿智、“火山爆发般的诚实”和“新开垦土地般的慷慨”点亮了。当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为萨特画素描时，他边工作边惊呼：“多么厚重啊！多么有力量的线条啊！”萨特的脸是一张好探究的哲学脸：脸上的一切都把你带往别处，从一个不对称的五官旋向另一个。他可能让人们精疲力竭，但他从不令人厌倦，所以他的崇拜者的圈子也一再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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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禁止”。
——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
——别用“聪明”来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
——请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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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本来也可以成为这个帮派的后期参与者。要是他去了弗莱堡，很可能会喜欢上徒步旅行和滑雪，并成为精瘦的山里男人，而不是那个“瘦小的佛陀”——他说他变成这样，是因为那一年都是靠着柏林啤酒和饺子过活。相反，他待在了首都的法国研究所里，一边学习着艰难的德文术语，一边阅读现象学家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胡塞尔的著作。就像他后来所说的，“以胡塞尔为代价”，他用那一年时间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但他从未当面见过这位大师。胡塞尔很可能也从未听说过他。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可能会对年轻的存在主义者看待他思想的方式印象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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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时候，他会配上一丝不苟的手势：一个曾经听过胡塞尔讲座的人说，这让他想起一位“发疯的钟表匠”。另一位见证者，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则注意到胡塞尔在概括每一个点时，“右手的手指来回在平摊的左手手掌上缓慢画圈”——仿佛正在手掌上把他的观念翻来翻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在现存的一段非常短的影像片段里，1936年的他已是一位老人，与女儿在花园里散步，你可以看到他说话之时一直上下摆动他的手。胡塞尔知道自己有那种重复行为的强迫症倾向：他曾告诉人们，小时候，他收到一把折叠刀做礼物后，很是开心，但却忍不住磨它，结果把刀刃全磨没了，只剩一个刀柄。“我在想，我的哲学是不是与这把刀并无二致。”他沉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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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象学家来说，现象这个词有着一个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任一普通事物或客体或事件，按照它向我的经验呈现的自身的样子，而不是依照在现实中可能是或可能不是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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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很喜欢喝咖啡：在阿隆谈到杏子鸡尾酒的现象学很久之前，胡塞尔就在他的研讨班上告诉学生们：“把我的咖啡递给我，好让我从中研究出现象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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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带我们再次回到了描述现象这一要求的前半段。现象学家听了一首音乐作品后，不可能仅仅说“多么美好”，他或她一定会问：这首作品悲伤吗？庄严吗？宏大而壮丽吗？问题的关键，是要持续回到“事物本身”——剥离了概念包袱的现象——来摆脱薄弱或无关的内容，直指经验的中心。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通过掉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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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中，某物被爱；在恨中，某物被恨；在判断中，某物被确认或否认。甚至当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对象时，我的精神结构仍然具有“关涉性”或“从属性”。如果我梦见一只白兔一边看着怀表，一边跑着经过我，我正梦到了属于我幻想中的梦中之兔。如果我凝视着天花板，试图弄懂意识的结构，那我就是在思考关于意识的结构。除非陷入沉睡，我的心灵总是忙于这种关涉性：它具有“意向性”。（布伦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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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试着呆坐两分钟，什么都不去想，就可以多少了解为什么意向性对人的存在来说是如此根本了。心灵像一只在公园觅食的松鼠一样跑来跑去，依次抓住一个闪光的手机屏幕，墙上一个遥远的标记，杯子碰撞的声音，一朵看起来像鲸的云，一段有关某个朋友昨天说了什么的回忆，膝盖上的一阵疼痛，紧迫的截稿日期，一种对之后好天气的模糊期待，时钟的一声嘀嗒。一些东方的冥想技巧，力求让这个跑来跑去的东西安静下来，但其艰难程度表明的正是让精神静止不动有多么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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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还越来越多地把这副农夫的形象带到了他在城里的工作中。他开始穿一款特别定做的黑森林传统服装：一件有着宽翻领和高衣领的棕色农夫夹克，搭配一条及膝的马裤。他的学生称之为他的“存在主义的”或“一个人最本己”的打扮，后一种说法借用的是一个他最喜欢的短语。他们认为他很好笑，但他不认为好笑，因为他的幽默感要么很古怪，要么就不存在。这无所谓：他的衣服、他那乡土的斯瓦比亚口音以及他的不苟言笑，反倒助长了他的神秘性。学生卡尔·洛维特曾形容海德格尔“高深莫测”的特质赋予了他一种威慑全班的魅力；跟他在一起时，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跟着他去哪儿，所以必须认真去听每一个字。曾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习过的汉斯·约纳斯，在后来一次广播访谈中谈论道，海德格尔绝对是两人中更令人兴奋的那一个。被问到为什么时，他回答说，多半是“因为他更难以理解”。
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海德格尔的招牌风格是“一连串令人叹为观止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不停地向前翻滚，直到他最后把问题卷进“一团团电光闪现的句子乌云中”，让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这事儿的确有几分不可思议，所以学生们给他取了个外号——“来自梅斯基尔希的小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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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皮西特在十八岁时曾上过海德格尔的课，他回忆道，海德格尔的思想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几乎可以摸得着。海德格尔一走进房间，你就可以感受到，而且他还带来了一种危险的气氛。他的讲课就像在演戏，“经过了巧妙的安排”。海德格尔会敦促他的学生去思考，但不一定要回应。“他认为，说出那些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中但未深思熟虑的想法——今天被称之为‘讨论’——是无意义的闲聊。”他喜欢学生尊敬师长，但不喜欢他们阿谀奉承。“有一次，当一个学生宣读课堂笔记，其中充满了海德格尔自己的措辞，他打断了她：‘我们不是在这里海德格尔化！让我们转到当前的重要问题上。'”
皮西特怀疑，海德格尔的粗鲁部分是一种防御性回应：他觉得受到了他人和内在自我的威胁了。“存在的历史会突然间闯入个人之中，而个人又会闯入所思的东西之中。”皮西特觉得，他有一回惊恐地体会到了成为海德格尔可能是什么样子：“该如何描述海德格尔这个人呢？他住的地方时常打雷。有一次暴风雨期间，我们正在欣特察尔滕散步时，十米开外的一棵树被连根拔起。那一幕让我触动，仿佛我之后就能想象出他内心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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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他不想变得日常，他甚至可能不想进行通常意义上的交流。他想要的，是把熟悉的事物变得费解，来惹恼我们。乔治·斯坦纳认为，海德格尔的意图不是要被理解，而是要通过“感觉到的陌生感”被体验。这是一种类似贝尔托·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中运用的“异化”或疏离的效果，其目的是防止你变得入戏太深以及对熟悉事物的错觉信以为真。海德格尔的语言会令你一直紧张不安，是动态、突兀的语言，有时会显得荒诞，但总是很有力；在海德格尔作品的随便一页上，事物通常被展现为是在涌动或者推搡，被展现为被扔出去、点燃或打破。海德格尔承认，他这种写作方式造成一些“尴尬”，但他认为，那是为了颠覆哲学史并把我们带回到存在而付出的小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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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不再是一台运转平稳的机器，而是变成了一堆拒绝合作的顽固事物，而我处在中间，不知所措、迷失方向——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他的散文时，海德格尔想方设法从我们身上诱发出来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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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年轻的农村男孩拖着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把榉树原木高高地堆在上面，然后在危险重重中把它拉回坡下的家；就如出神的牧人，步履缓慢地赶着牛群爬上山坡；就如农民在木棚里把自家屋顶所需的无数片木瓦准备好，我的研究与之异曲同工。（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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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物中总有一部分尚未被研究过，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眼睛时，有一种习惯，习惯回忆前人如何看待我们正在看的东西。然而，即使最细微的事物也含有未知之处。我们必须找到它。描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或者平原上的一棵树，我们必须留驻在火焰或者树前面，直到它们对我们而言不再与其他任何树或火焰相像。（福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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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起伏来了又走，工作一如往常。工作！在咖啡馆工作，旅行时工作，在家工作。任何时候，当他们在同一个城市时，他们就会一起工作，无论生活里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1946年，萨特（和他母亲）搬进一间位于波拿巴大街42号的像样公寓之后，波伏娃每天都会到那里同他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整个上午或下午并排坐在两张桌子旁工作了。在一部1967年为加拿大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大口地抽着香烟，除了钢笔疾书的声音外，非常安静。波伏娃在一本练习本上写作，萨特在审阅一页手稿。我觉得这就像某种不断循环播放的纪念影像，也许可以在他们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合葬墓上播放。虽然想象无论是夜晚公墓关闭时，还是白天游人穿梭时，他们都在那里整日整夜地写作，确实够诡异——但总比一个白色的坟墓或任何静止图像更适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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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的斯多葛派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不过，斯多葛派面对可怕的事情时，养成了冷漠的态度，但萨特却认为，我们应该激昂地，甚至是疯狂地，参与到我们遭遇的事和我们可以实现的事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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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认为，性经验会从与我们的特定存在相关的一些更加基本的经验中汲取力量。在他要搜寻的那些经历中，孩子在面对充满挑战的状况时，会主动掌控局势，使之转而对自己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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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具争议性的作品《葬礼》，讲述了在占领期最后的日子，一名法国少年见德国人节节败退——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他们在节节败退——转而跑到德国那边，替他们打仗的故事。在任何情况下，热内都倾向于同情那些被打败者或被鄙视者；而在1944年，这就意味着德国人和通敌者，而不是胜利的抵抗者。此后，他还支持过叛徒、暴力革命者、巴德尔·迈因霍夫派恐怖分子、黑豹党以及任何或多或少算局外人的人。20世纪60年代时，他曾支持过学生激进派，但是又对威廉·巴勒斯说过：“如果他们赢了的话，我就转而反对他们。”
萨特喜欢热内的故意作对，也喜欢他为现实赋予诗意的方式。所以当出版商伽里玛请他为热内选集写序时，萨特十分高兴。但这序写着写着就到了700页。不过，伽里玛非但没抓起手稿，照着萨特的头狂敲一顿，反而同意单独出版书稿，并取了一个突出其“变形”主题的书名：《圣徒热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好决定。在这本既是思想专著，也是传记作品的书里，萨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元素，不过，他探究热内的人生，还是着重为了展示他的理论：“只有自由才可以从整体上解释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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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热内十岁时经历的一件事中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时刻。当时，热内正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里，按照一般的期待，这样的孩子本该谦卑恭顺、感恩戴德才对，但热内却拒绝照办，反而叛逆至极，老是偷这家和邻居的一些小东西。有一天，他刚把手伸到抽屉里，就被一个碰巧走进来的家庭成员撞见了，对方大喊道：“你这个贼！”照萨特的解释，小热内被冻结在了他者的凝视中，成了一个被贴上卑鄙标签的对象。但是，热内没有感到羞愧，而是接受了标签，通过敢作敢当的承认，改变了标签的意义。你说我是贼？好啊，那我就要当个贼！
通过采纳他人的物化标签，来代替他无自我意识的自我，热内像波伏娃在女性中观察到的那样，扭曲了自己的心理。她认为，这种扭曲给女性带来了终身的焦虑，让她们变得犹豫不定，充满了自我怀疑。不过，在萨特看来，热内却挑衅地完成了这项操作，进而将结果逆转：他的异化不但没有压制他，反而给了他一个逃离的出口。从那之后，他担起了自己这种小偷、流浪者、同性恋者和男妓的局外人身份。他把自己所受的压制颠倒过来，进而控制了它，他的书便是在这种倒置中获得了力量。热内的人生经历中最屈辱的那些元素——粪便、体液、臭味、监禁、暴力的性——都被树立为崇高的东西。热内的书把屎变成了花，把监牢变成了神庙，把最凶残的囚犯转变成最温柔的对象。这就是萨特把他称为圣徒的原因：就像圣徒把苦难转化为圣洁，热内将压迫变成了自由。
萨特直觉地知道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思考热内的人生时，至少也同样在思考他自己的人生。虽说他的中产阶级童年与热内的少有共同之处，但他自己也经历过黑暗时期。家人搬到拉罗谢尔后，12岁的萨特一边要面对那位对他恐吓威胁的继父，一边要在一所充满暴力的学校上学，那些男同学对他拳打脚踢，骂他是贱民，还讥笑他长得太丑。在痛苦不堪中，萨特决定要用一种例行公事般的举动，来把他们的暴力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转而用它来反抗他们。他的举动是，从母亲的钱包偷零钱，然后买糕点给欺负他的人吃。这看起来似乎是某种趣味的暴力——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糕点。但对萨特来说，这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一种彻底的转变：这些恃强凌弱之人夺走了他的东西，那现在他就给他们一些东西。通过这种热内式的盗窃和馈赠，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了整个状况，从中造出了某种艺术品。后来，他告诉波伏娃，自那之后，他便“不再是个可能被迫害的人了”。有趣的是，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会忍不住地要送别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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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将幼小的福楼拜比作一只家养动物，一部分融在人类文化中，一部分又与之分离，并且被他缺失的东西困扰着。
在他缺少的东西中，最重要的便是亲情。这种家人之间的爱，原本可以带他走进完整之人的国度，但福楼拜拥有的却只剩下了萨特所谓的“他自己的汁液、自我那种刺鼻、植物性的丰盛。蘑菇：初级生物体，被动，被束缚，往外渗着卑贱的充盈”。这种在灵魂蘑菇块中的遗弃，让他对自己的意识，以及对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感到困惑。福楼拜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不知道他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正因如此，他才会“不断地追问”，并且对意识经验之边缘迷恋不已。当某个采访者问萨特为什么想写福楼拜时，他回答，是因为这些边缘：“与他在一起时，我站在了边界上，梦的藩篱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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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弗洛伊德都无法回应萨特对他们的解读，但热内可以，只是他的反应有些复杂。萨特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热内一开始把手稿扔进壁炉，然后在手稿被火焰吞噬之前又把它抢救了出来——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不过，热内倒是跟考克多（Jean Cocteau）说过，被萨特变成一座“雕像”，让他很紧张。一部解释性的研究，讲的却是一个人如何拒绝接受别人的解释性凝视，萨特也一定注意到了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吧。而对于喜欢神化自己的热内而言，从一个写作者变成被写者，尤其让他尴尬；他更习惯的是在钢笔的另一端，并且对于自己的艺术伪装被剥掉，他也感到很“恶心”。
但另一方面，能受到如此的关注，他又深感荣幸，更何况，他也确实挺喜欢萨特这个人。说完感到很恶心之后，他接着告诉那位采访者：“和一个什么都理解，喜欢哈哈大笑，不喜欢妄加评判的人在一起，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的时候，我见他脸红过好几次。红着脸的萨特很可爱。”
热内和萨特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是他的同性恋取向。萨特的解释是，这属于热内被贴上贱民标签之后的一种创造性回应——因而，是一种对局外性或对立性的自由选择。但是，在热内看来，这是一种前定事实，就像长着绿色或棕色的眼睛一样。他依此与萨特据理力争，但萨特仍旧固执己见。在《圣徒热内》中，针对热内这种更偏向本质主义的意见，他甚至还放肆地评论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追随他。”
现在，许多人更赞同热内的看法，而不是萨特的，认为且不论其中是否混杂别的因素，我们中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同性恋者，或至少在那方面有强烈的倾向。而萨特似乎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完全选择我们的性取向，我们就不自由。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追随他”——反正我不能。既然其他一些特征——如高大或矮小，外向或内向，爱冒险或怕冒险，同情他人或自我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那为什么性取向就不能是？这类倾向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可即便是从萨特哲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也不会让我们不自由。它们只不过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境遇罢了——而存在主义这门哲学所关涉的，从来都是一种境遇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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