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书名：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作者：村上春树、河合隼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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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原先在日本的时候，特别想成为一个没有羁绊的“个人”，也就是特别想逃离社会啊、组织啊、团队啊、规则啊这一类的东西。大学毕业后不仅公司工作，就一个人写写东西过日子。文坛一类的地方也感觉烦人，很难待，结果就是一个人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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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特别是去美国以后感到，只要在美国待着就不用花力气以一个“个人”来拼命逃离任何东西。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强调个人生存的地方，这么一来，我一直追求的东西在那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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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他们会跟我说，个性在美国不是更重要吗？我就回答他们：绝不是这么回事，这种事情在美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根本没必要特地写出来。 在日本，如果校长说“要尊重个性”，大家就会“哦——”一声，然后事情就变成了“大家一起来发展个性吧！”不知不觉中大家又成了一体了。在日本，个性就是这么难以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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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一说起分析家，大家就认为应该是取“中立”态度的。所以在某种地方总要保持一种不干预的姿态。但是，自己接受过分析就会知道分析家参与这项工作的程度有多深了。没有参与，治疗就无从推进。在荣格研究所，我学到了这样的姿态：参与，但不像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我什么都帮你做”、“我会为了你而努力的”。从外表上看，真像是“不干预、不参与”，但实际上是“静静地在深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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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在我年轻的时候，以及后来村上的年轻时代，年轻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反抗的对象。“体制”这么个东西就在那里存在着，那么我只要有“反体制”的形式就算反抗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到了现在这种状况，“体制”的存在形式已经变得不那么单纯。首先，没办法简单地找到“反体制”的形式参与近年来，看看结果又是多么地空虚。这些，很多人都有切身体验。简单地把什么都“反过来”，反过来的东西其实跟原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先制造出了“体制”，由此思考出的反过来的“反体制”其本质也不过是被组织到原来的“体制”当中去。这时候的“参与”表面上无论怎么强烈，都没有深度，无法持续，一定会衰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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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翻译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通过文章这条线路走进了别人（写文章的人）的心中或者脑中。就像是悄悄进入空无一人的别人家里一样。或者可以说，通过文章跟别人有了关系。也许我就是对这样的事情热别有兴趣。当然，不是说对什么人、对什么样的文章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当这件事情对自己有着特别意义时，才能感觉得到。
恐怕一个好的翻译，必定需要有这样深层的移情或是共鸣能力。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反过来说，没有这种感觉的文章，是无论如何翻译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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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说起为什么开始写小说，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晰的想法，就是有一天突然想写了。现在想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治疗的步骤。我二十几岁的那段时候就是什么也不想，拼命工作，才好容易生存下来。到了29岁，走到了一个像楼梯转弯平台一样的地方。在这个阶段我有了想写点东西的想法，这并不是像做箱庭疗法，而是想把自己也说不清、解释不清的东西以小说的这个形式提交出来。这真的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写小说，只是不停地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了：“对了，写小说吧！”就去买了钢笔和稿纸，工作完了就在厨房每天花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一点一点地写。做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高兴。其实把自己说不清的事情转化成小说是件相当吃力的事情，我在创造出自己的问题之前重写过好多次，一写完，就觉得肩上的负担一下子消失了。结果就是，我的小说做为文章来说属于不和谐或者不参与，跟我之前读的日本小说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这是因为用以前日本小说的文体表达不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才会花了这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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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我写小说，有些像录像中的角色扮演游戏一样，不知道下一个画面会出现什么。把意识集中在中立的点上，手指轻柔地放在按钮上，对画面上出现的任何不可预期的图像，必须瞬间作出应对。大多数情况下，应对的风格对于我来说有了小说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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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故事这个东西如果背后没有意象那是绝对不会成立的。比如说，一个非常内向的意向，又想展示出来给别人看，就只能弄成故事了。
我觉得因为你在所谓的述说故事阶段，太过于陷入述说故事本身的有趣之处，所以与内向意向的关系变得淡薄了。单凭述说故事的有趣性是无法持续下去的。这种时候就需要恢复与意象的关系——这就是“掘井”——是不是参与“自己”与“意象”的关联就成为一个课题了呢？意象啊、故事啊，如果没有一个活在深层部分的内容，就没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村上：虽然之前我的小说一直在追求什么，但最后追求的东西慢慢消失了，是某种像圣杯传说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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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我感到小说已经跑到我自己前面去了。有一种我自己在追着那个意向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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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说到我个人，我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疾病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怀有欠缺的部分。人这个东西，或多或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有欠缺的，所以为了填补这部分就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我呢，过了30岁以后开始写东西，我感觉这也成为我填补欠缺的工作之一。
但是这东西怎么填都是填不满的。刚开始也许可以用很简单的东西一下就填上了，但是渐渐地就需要搞得复杂一点，不然就填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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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在日本，自我和他人的区别不像西方那么明确，字面上说是“私”，其实甚至可以说跟“世界”的意思是有同一性的，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模糊性的“私小说”，跟欧美人讲述“自己”的作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成功了，那么身边的杂事儿就跟“世界”等价，私小说是抱着这样的意图写出来的。想让这个具有国际性，极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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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我觉得小说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正在于它迟钝的反应、少量的信息及繁重的手工作业（或者说笨拙的个人营生）。只要保持了这一点，小说就不会失去力量。时光流逝，大量的直接信息如海浪般退潮后，看看剩下来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想想看，仅仅怀抱着巨大梦想的一个贫穷的青年（或者少女），赤手空拳地面对这个世界发出诚实的呐喊。能够接受这种呐喊的——当然也要看他或者她的运气了——除了小说应该说没有其他太多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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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合：人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病”着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是会死的。大概别的动物不知道这一点，只有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会死的。所以，人生观必须包括着“自己会死”这件事，人只能这么活着。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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