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文学史论
书名：战后日本文学史论
作者：李德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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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灵魂的困窘来自于贵族血统，摆脱不了阶级身世留给他们的扭曲、压抑和变异。他们没有义务，也不屑于去为旧道德殉葬，而在疯狂放纵换取自我心灵快慰。战前，日本社会素以绝对服从闻名于世，作为它的反拨，就会成为绝对放纵。而绝对放纵正好导致强烈的内心需求，必然会迫使人们不断地突破各种现实伦理的羁绊，甚至以非为是，在生活和处世上尽显乖戾，这正是无赖派对生命意义的独特诠释。而这种格调和品味，注定了他们在社会建构方面没有道德、良知和尊严、理性，只能把私人领域里的乖张蔓延到稿纸上，以道德的缺失后的人生快意，书写一群找不到自我尊严者，去炫耀大胆而直白的欲望，炫耀无伦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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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仅把饮食男女视为人之大欲是对人生价值的曲解。想要旷达，又摆脱不了苦恼的纠缠；想要解释周围的一切，而一切又使他们茫然。火热和冰冷，入世和出世，执著和超越交合出来的怪胎，被他们当成行为的规范，如此，他们便成了人生信仰领域中浅薄的梦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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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寄生的生活方式，放荡的文化。无赖派小说中的人物以各种形式依附于被他们嘲弄的世界，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是一种令人厌恶、有损尊严的生活，但对那些追逐特立独行的名声的不安定的灵魂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最易接受、最为实用的选择，但他们活得并不自在。尽管无赖派作家以比较温和的态度看待笔下的人物和人生，但这些人物让人感到一种不太温和的人生处境，也许正是这样，方能产生投入不少日本浪子脾胃的颓废的魅力。
无赖派塑造和刻画的人物，同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一样，其时间停滞，未来主义的时间狂躁感同后者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反映的都是一种世纪末的病态心理，在时间凝滞中无所作为地消磨时光，或在对未来的躁急期盼中，否定“现在”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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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维结构的核心是，在充满敌意且喧嚣纷乱的世界里，努力探求生存的权利和自我的价值，探讨异化的荒诞给人类带来的道德与伦理上的困惑，探讨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以及生活的价值和本质，探讨畸形社会的存在与消亡，以及对被扭曲了的灵魂的洞察与超越。其所提出的整体艺术形象还只是单纯地从人的存在价值锁定的受压抑的人，具有早期存在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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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派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忧患意识、人文意识。他们直面现代性危机下的人类生存境况、虚无主义之后的意义真空与价值空洞、后现代症候与消费主义下的精神扭曲、东西方文化未来的和谐发展前景等诸如问题，致力于对文学审美家园的回归和对战后日本文学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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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的一代”在宏观上的理念常常力有不逮，而在微观上的艺术感觉过于强烈明晰。故事都是有平面的、现成的结局，现成的线性逻辑，而作家所做的是把它立体化，从日常生活中描写真实的内心世界，表达对往事的眷恋以及对各种人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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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可悲的也许并不是死亡，而是艺术生命的迅速凋零，诚如世间所说：诺贝尔文学奖历来被称之为“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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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悲剧力量渗透和折射出的，是战后初期云谲波诡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交织。它的全部丰富的内涵是人类面临的愿望与现实的落差，逆流、暗流的困扰等真正挑战，也是作家本人长期身心与其撞击而顿悟的感情载体，可看作是对当代人生存感受、艺术直觉和主观变异极富价值的探讨。从情节展开的方式来看，小说人物的不幸就不仅仅是遭遇上的苦难，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同样是写欲望，一些作家可能满足于展示欲望的细节，把放大的欲望合法化，但是安部公房却是通过欲望书写生存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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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触及解决生存出路意义的历史课题，对和平与脱贫致富的渴望，审视了被扭曲的芜杂人性，充盈着忧患意识。作品里充满着底层人物的梦想与疯狂，而梦想是生活赋予人的至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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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在安部公房的作品中是多种创意空间的精彩呈现和寓意为物的手段，他在用墙筑成的极度封闭的空间里，用细密的逻辑、迷宫般的叙事来为一个故事敞开丰富的可能性，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探测人心，在故事貌似停止的地方去发现奇迹。
《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中的墙，不但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时间的停滞，而且象征着彻头彻尾异化了的环境和人。小说表现人与无可逃脱，且不可预知的外力徒劳的抗争，表现人的内在欲望与外在标准的冲突，个人欲望和社会责任的冲突。书中人物经常处于被撕裂的状态，处于恐惧紧张之中，疲惫不堪。作品显示的是卡夫卡式的内容和风格，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状态。小说中，主人公最后在众人穷追不舍下被揪斗，全身肢解而变成一堵墙。在所有恐怖的民间传说的妖怪中，最可怕的是完全出乎意料地从熟悉的面孔变成可怕怪物。卡尔玛被定格在一个夸张怪异的物质躯壳里，一个装载灵魂的肉身遭外界侵害所造成的凝固状态内，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类被扭曲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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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趋狭窄死一般沉寂刻板的幽闭生活面前，在封闭、停滞、犹如一潭死水的砂穴之中，驱动仁木生存的动力不仅仅是信念和意志，更是支撑起生命和生命力的在这片砂漠上的创造——他从捕鸦器上积存了水这一现象得到启发而发明砂穴取水装置，从而将一个现实主义开端的故事，转入寓意的王国。在一个与世隔绝、神秘诡异的鲜为人知的村落，蛰伏在半隔离状态的居处——砂穴这个作家所虚构的地方，这种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和细节编排，说的正是卡夫卡式的独自承受过去自己认为无法承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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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随身行囊里带着地图执著地迈向自己的目标，更多的是不带地图的旅行者。仁木后段丢掉地图的浑沌之旅，开始了走向外部的不归路。他陷在牢笼死一般沉寂刻板的幽闭生活中，面临着严峻考验和巨大危机，在冷酷现实前头重脚轻地行走着。作品这样刻画了主人公痴情而迷乱的人生追求，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是对现实的超越，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仿佛找到了穿越蛮荒与现代之间通道的钥匙。如果说，仁木执意摆脱砂穴，是失却面对现实人生的勇气，那么，最后留了下来的则是人同自身与生俱来的弱点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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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沉默的黄砂下，孤独地去守住自己的价值，在人生旅途中艰难跋涉迎接征服自然的自我挑战，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上述两篇小说中，奇异生活场景与突发事件恶性循环，作者把功夫花在荒诞场景的日常生活气氛的营造和生活喜剧化与喜剧生活化的统一上。其对喜剧样式的吸收与对喜剧手法的运用，刻画的是人们在一个变得有点疯狂的世界面前表现出的悚惧，抒发了对生命本质、生活极致的心灵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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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他的众多小说一样，该小说塑造的仍是一些小人物，表现出一种非英雄化的倾向。无可否认，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历来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在这些人物身上总是最能体现作家对人类生存的人道主义关怀。特别是现代社会中，他们是被异化并失去“自我”的人物，忍辱含垢，一种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的势力永远梦魇似的困扰着他们。他们由于社会的畸形环境而变态为精神的畸形儿，以别人的病态来观照自己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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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时代里情感的扭曲与变异，性格的虚伪与掩饰，主人公戴着的面具是这一意念的象征体现，代表着一种注定无法表达或只能被误读的感情。真实的人生图景在这里皴染了它残酷的诗意，显然是不敢面对人生的潜意识的伪装与转移。掩盖在抉择中的是复杂微妙而又隐秘的感情纠葛，一旦坦诚地直面自我，却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苍白。意大利戏剧家路易吉.皮兰德娄认为人生充斥着不确定感，“人有真实的自我和面具的自我，而今天的自我又不同于明天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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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选择自残致死的剖腹以显示自己的忠诚与英勇，不被认为是单纯的自杀，而是一种近似信仰的仪式行为，有时甚至是一种制裁性的处罚或作为失败的赎罪，为人们提供了安抚、平衡和迅速解脱心理困境的简捷方式。这同法国杜尔克姆对自杀的阐释似有雷同之处。杜尔克姆认为，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的是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和表态式的自杀。杜尔克姆在《自杀论》中指出，利己主义的自杀是为了逃避个人所处的危机而采取的手段；利他主义的自杀往往是为了捍卫一种信仰或是为了保全记集体利益的手段；表态式自杀一般多为人们不能适应突变事件导致的精神恐慌所致，或者是因为受无法摆脱的困境所逼。而对于一个自杀者来说，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并非是死亡的痛苦，而是人生无意义或是寻找不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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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遭遇到这些诡异的动物般的陌生人，把虚幻的形而上空间与现实的符号结合起来，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此岸与彼岸的界限，达到了一种出世与入世的自由转换。这样，主人公就可以把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人类需求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对立的两极融合在一起。村上春树把生命力同某种野性的事物对比，把人性的阴暗面和兽性对比，虚拟生活和神话魔幻已然成隐喻，喻示着人类面临未知世界的一种强烈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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