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野社

文摘/随笔
——餐盘上以肉和土豆为主,还是少砍一些人头为妙。

主页:斋鸦

荒野侦探

书名:荒野侦探

作者:波拉尼奥

[1]

“对男同性恋型诗人而言,生活仿佛危如累卵,永远搅得他们心神不安,他们在揽镜自赏时(某种既热衷又从内心深处讨厌的举动),从塌陷的双眼中看到的是死神的男人。对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来说,男人是一个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越虚无(或者沉默和差异性)王国的词语。不过,那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诗人成为好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的话,同样什么也阻止不了彼此潇洒地分手,批评或者赞美对方,在这个疯狂又病态的文坛宣传或者埋藏对方。”


[2]

在我们拿着小毛巾和肥皂走进过道前,我发现壁画的每个底边都画着一堵石墙围着温泉。隔着石墙的另一边,在类似平原或者凝固的海洋上,我看到有影子般的动物,也许是动物的鬼魂(或者植物的鬼魂),躺在那里等待着,在沸腾但却静默的包围中不断繁衍。


[3]

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


[4]

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


[5]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6]

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


[7]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8]

我想对你讲讲我参加图书博览会时诗人们得到的礼遇。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还为自己赚得了一个评论家的美名。粗略估计,这里有7×3=22个摊位,事实上比这个要多很多。我们能得到的关注有限。但我还是设法在这次博览会的太阳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抛在后面的都是破车,写作的局限,3×3=9。这已经不容易。落在后面的是A和E,它们从一个我偶尔在梦萦中回去的阳台上吊下来流血过度而亡。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监狱是很微妙的。当然诗歌和监狱从来都是比邻而居。忧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我是在做第七个梦呢,还是真的听到公鸡在博览会的另一头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鸡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正午时分。我漫步穿过博览会,跟同行们打着招呼,他们跟我一样在梦游。梦游×梦游=文学天堂中的一座监狱。游啊。游啊。诗人的礼遇:我们把这首圣歌听成一种苍白的审判。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盯着展出的书籍在衣兜深处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7×1=8,当我从眼角瞥见那些年轻的读者时心里对自己说,我还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像犹如一座缓慢的冰山般叠加到他们悠远微笑的小脸上。我们从那个挂着字母A和E的阳台下走过去,它们的血从我们的头顶冲灌而下,彻底污染了我们。然而这个阳台跟我们一样苍白无力,苍白者永远不会攻击苍白者。与此同时,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个阳台开始跟我们一道漫步了。别的地方管这叫吗啡。我看见一个办公室,我看见一台运转的计算机,我看见一条孤独的过道。苍白者×冰山=一条孤独的走廊,这条走廊因我们的恐惧而有了些人气,因为在走廊的博览会市场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气,他们不是找什么书而是寻找某种确定性来填补我们确定性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绝望的谷底时刻来阐释生命。兽群。绞刑吏。手术刀在切割肉体。A和E×图书博览会=其他肉体,轻盈若空气,灿烂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死亡似乎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回应,布朗修会说。有31×31=962个充足的理由。昨天我们在本城的祭坛上献出一个年轻的南美作家。当他的血滴到我们的野心的浮雕上时,我想的是自己的书和湮没,最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我们一旦功成名就,不应该始终拿着作家的派头。应该看上去像一个银行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管长大的富人的孩子,一个数学教授,一个狱卒。像一棵树。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还在漫步。我们的树木形状×阳台的苍白=我们的胜利走廊。年轻人,又名读者们,怎么可能想不到我们是撒谎者呢?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欺诈在我们的脸上闪闪发光!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背诵而不受任何惩罚:8、5、9、8、4、15、7。我们可以四处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个人都打招呼,他们中有司法人员、绞刑吏、慈善家和学生),我们赞美娘娘腔放纵异性恋,赞美阳痿男人的阳刚,赞美绿帽男子的无瑕荣誉。不会有人呻吟着说:一点都不痛苦。只有当我们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个神秘时刻以不可理喻的决然给我们点亮的火光时,这里只有我们的夜晚般的寂静。我们都受命运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丝毫干扰。作家必须像审查员那样,我们的前辈说,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头上去。作家必须像报纸的专栏作者那样。作家必须像侏儒那样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也不必读书,我们的作品就会像悬在虚无中的一个点,一个意义省减到最小的曼陀罗,我们的沉默,我们用在死亡的遥远一端晃荡的一只脚站立的确定性。缤纷的幻觉。缤纷的幻觉。在已经遗失的过去的羊栏中,我们想充当狮子,其实只是去了势的猫。去了势的猫嫁给割了喉的猫。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9]

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错。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大笑起来。他在我的脸颊每边都吻了下后就走了。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但我们已经笑不起来了。


[10]

我只知道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到了北极,我把这话对他们讲了,睡着的那个很响地喘息着说:更像北极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马德奥,他这样说,我问:小伙子们,你们觉得冷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或者实在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马去给他们煮咖啡,但归根结底这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冷了,就会躲开窗户,我又说:小伙子们,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睡觉的那个说“西蒙奈尔”。我站起来(我全身的骨头都咔嗒咔嗒地响动着)走到餐室桌子旁边的窗户前,打开它,接着,我又走到该去的地方,准确地说,走到前屋的窗户那儿,打开它,然后又慢吞吞地走到开关前,把灯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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