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
书名：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
作者：林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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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象的生成原理是：原始人在“神的时代”借用身边熟悉的强者物象（有形）去表达强大自然力（无形）的不自觉符号建构。这个原理有两个子原则：一是“熟悉物象”原则，即所择物象必须是身边耳濡目染的熟悉物象；二是“功能相似”原则，所择物象与所指事物在某一层面上功能相似。“功能相似”原则也是原始人认识世界、归类事物的两大法则（结构相似或功能相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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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象“三态”（兽形神、人兽神与人形神）与原始人自我意识“三我”（“微我”、“混我”与“准我”）彼此形成关联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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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民族神象的递变中，“三态”往往不是均衡递进的，而是凸显其中一态，这一态即为主调神象。中国的主调神象是人兽神（如人首蛇身的女娲），而希腊的主调神象是人形神（如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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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神象的覆灭有不同的方式，在希腊神话中表现为“形神俱灭”，在中国神话中表现为“形灭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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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葩，根于“悲”与“剧”之间的缘生关系，即有如此的大“悲”——文明化中人被役化、理化之苦痛，才有如此的大“剧”——对被役化、理化之苦痛的治疗与宣泄，以取得心理平衡。悲剧的“悲”，是“命运”变形、变奏，而悲剧的“剧”则是以艺术形式去疏解这种“命运”的压力。“悲”向人们展示痛苦，而“剧”给人们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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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神话归化，即是神话历史化，是指神话发展到最后的演化与归宿。“归化”比“历史化”外延更大，它可统称神话的历史化、理性化、伦理化与哲学化。随着时代的推移，人类的本位时代不断地从神的时代过渡到英雄时代、人的时代。同时与该三时代匹配的核心文类也不断地从神话转化为史诗、散文（历史、伦理、哲学等）。“归化形态”是指神话归化为他种文类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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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一种原生的空间符号，具有神圣性、天然性与“抗字母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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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希腊人与西方人有一种浓厚的概念、定义情结，这一情结就如希腊人对船锚的情结——在流变中求不变、固定。长期漂流无边大海的希腊人在不自觉中发展了一种“求定点”的性格——锚的情结。这些浓厚的情结在商贸中表现为契约，在语言中表现为语法，在哲学中表现为以寻求“不变”（逻格斯、绝对理念）为最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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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于同样野蛮时代的本性，他们都还缺乏反思的能力，不会虚构杜撰，因此，他们的作品自然真实、开朗、忠实、宽弘，就连但丁尽管有博大精深的玄奥哲学，也还是用真人真事来塞满《神曲》的各种场面，因此把他的史诗命名为喜剧（即‘曲’，Comedy），因为希腊人的旧喜剧也描绘真人。”（维柯《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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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扬弃了神话思维模式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么中国可以说其哲学思维模式是直接承袭神话思维模式发展起来的。”（叶舒宪《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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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在出生初期，眼中的周围是一个流动的世界，这个世界围绕着一个原点转动，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皮亚杰说：“儿童最初的世界是完全以他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它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还不能意识到自己）。”（皮亚杰《儿童心理学》）虽然，后来发生了“脱离自我中心”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儿童把自己看作由许多永久客体组成的世界中的一个客体。但是，儿童的这一“中心主义”的情结继续遗留在日后的认知结构中，他们往往在无意识中把身体作为世界的坐标参照物，把不少事物与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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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黑格尔《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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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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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人能够使自身存在显现于神的形象里，他才能领悟和认识自身的存在，正如他只是通过成为工具和产品的创造者才了解其身体和肢体的结构，他也从其精神作品——语言、神话及艺术那里提取出客观标准，以此去衡量自身、学会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具有独特结构规律的独立的宇宙。”（卡西尔《神话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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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却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而且因为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恐。”（维柯《新科学》）这一思维方法的结果是使神祗比凡人更高、更大、更美，使人形神成为一种魁梧的“大型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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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按特性来说，只是心、身和语言，而语言仿佛处在心和身的正中间。因此，就什么才是公道这个问题来说，在哑口无言的时代，确凿可凭的事物是从身躯开始。”（维柯《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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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你是不可战胜的，你扑向权势，扑向财富，你住在少女的骄傲的面颊上；你飞渡海洋，你也走进简陋的茅屋；不朽的神明，生命短促的凡人，没有一个躲得了你。”（索福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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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希腊史诗成因的追寻中，我们发现史诗的形成与民族迁徙、战争形态、文字缺位三大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迁徙意味着开拓、冒险，浩浩荡荡的家园开拓为史诗的产生创造了温床、气候；战争必然产生英雄、英雄故事，规模庞大、酷烈的战争为史诗创造了内容；文字的迟发促进了诗性思维、口头传统的继续飞扬，这三个层面促成了希腊史诗的诞生。希腊是为史诗而生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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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种属”的诞生，在本质上是原始人对生命永久（神祗）的解构与否定。人类正凭借这个种属，从神坛走向人间。当英雄的“半神”（神通广大）继而被“群体的俗人”（即人民）的力量消解时，英雄便失去了光环，英雄最终被还原为俗人，人类便走进了另一个时代——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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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画到了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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