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武自述
书名：北野武自述
作者：北野武
[1]
我们是那么年轻不懂事，以为东京是由我们做主，而且因为身无分文，所以学会偷东西。我们到处偷钱，能偷就偷，连寺庙与神社的钱都偷。只要有一根棍子、一条线和一只独角仙，我们就有办法从备受保护的木制捐献箱里偷走人们奉献给庙宇的香油钱。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单独行动，尤其是在我肚子饿、想买点东西吃的时候，比如一颗饭团，什么都好……
我会躲在某个朋友父母主持的寺庙角落里，等着人往捐献箱丢钱。他们一走，我就跳出来，靠着甲虫在一秒钟内把钱币弄到手后拔腿就跑，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才停下，为自己干的坏孩子勾当而激动不已。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重施故技。靠着把甲虫垂入捐献箱底的法子，让我弄到许多钱币。我记得有一天在某间寺庙，我的独角仙连一枚硬币也没钩到，正要拔腿落跑时，我的脖子却被线缠住了。
为了赚点小钱，我也会跟其他朋友搞一些稀奇古怪的诡计。白天，我们卖给地方上的店家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各式各样我们从四处偷来的小建材或废五金。等到夜晚来临，我们同一票伙伴再潜入店里，把白天才卖掉的东西偷回来，准备过阵子后再把这些东西拿去卖给另一家商店。有一次，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一直发生窃案，这一区的人开始议论纷纷，我们的买主中有人识破了这套小把戏，设下陷阱，在我们卖给他的一盆玫瑰花上做了记号，后来它又被我们偷了，而且没发现他动了手脚，结果在我们准备再一次卖给他的时候被认出来……我们被当场抓包，也受到处罚：每个人都被狠狠打了一顿。
在那个年纪，我成天胡思乱想。那当然都是些遥不可及、孩子式的梦想，比如我会想象自己在寿司店的柜台前坐下来，毫无顾忌地狂点想吃的东西。那时的我永远处在饥饿状态，所以老是梦想着能够狼吞虎咽大吃一顿。又或者是在街上看到漂亮的轿车，我也会马上想要同样的东西……
[2]
偶尔，当我没有好好写作业，他会出手打我的头几下。这时候，我就会想象自己是班上的另一个小男孩，看着小武挨打。我不再存在自己的身体内，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我的方法，让自己不去感受任何痛苦。
[3]
回忆这段岁月、这些苦乐参半的日子时，我就会想起一件我忍不住犯下的丑事。它发生在我姐姐刚结婚的时候，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母亲把姐姐的嫁妆藏在一个袋子里，放在家里的衣柜里。我干了什么？我把钱偷走了。60万日元。一大笔钱。当母亲发现钱不见时，发了一顿令人难忘的火。她开始祈祷，然后叫了警察。等警察来到了家里，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我是这起窃案的始作俑者，我母亲开始大喊：“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他偷了他姐姐的嫁妆……”
之后我有一个月时间没回家，用这60万日元吃喝玩乐。等到我终于回家时，我母亲快气疯了。全家都气疯了。我母亲抓起一把刀，开始尖叫：“我要杀了他，然后我再自杀！”这时我祖母抓住那把刀，也喊道：“不，要杀了他的人是我！”两人最后大吵了一顿才冷静下来。我父亲呢，他在一旁倒是看得很乐，还边看边喝着清酒。
[4]
风和日丽的某一天，他决定带我去看海，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我们搭火车去江之岛，一座位于东京南方五十几公里处的小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不会游泳。海水很冰冷，波浪闪闪烁烁，涨潮落潮，海水的泡沫，一望无际的海平面……这个经验很吓人。至于我父亲，这天他想用泳技让我刮目相看，结果差点淹死！在最后一刻，才被人从海里救上来。
[5]
我从来没对我父亲说过话，他也几乎从来没对我说过什么。我记得自己只跟他一起玩过一次，就在他带我去看海的江之岛海滩上。那是我仅有的记忆，是我跟他在一起，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一直保留着对于大海的印象，而且经常出现在我的电影里……
[6]
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系所的走道上烟雾弥漫，让我的喉咙一直很不舒服。香烟的气味让我想到死亡，但在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前，我还不想死。与其让缺氧的肺部凋零，我宁可在浅草自杀或是在舞台上断气。要自我了断，这是一种比较美的方式。
[7]
这一行很封闭，但是因为某些尖酸毒辣的笑话与段子，还有我越来越常在台上扮演的某些角色，我终于开始受到注意。在当时，最激励我的一点，就是我的“工作”让我可以嘲弄一切。我爱死这样做了。我游走在几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之间，以恶搞为乐，嘲讽一切，不管什么都拿来取笑。观众真的就是为了这种风格激烈的嘲弄与笑料来看我们的表演。我知道观众很习惯一些颇传统的情节，一些老掉牙的陈腔滥调，还有那种多少是脚本里预设的停顿，于是我想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让他们发笑。在大部分的对白里，我在观众没料到我会说话的地方冒出来，把胜算押在惊讶的效果上……结果，把观众逗得很乐。
[8]
他是那么感动、那么满意，看到我成为他眼中真正的艺人，能够独当一面在舞台上演出，甚至还出现在电视上。这让他当天晚上跑去跟每个店家大肆宣扬我的成就，还在好几家日式小酒馆里飘飘然地为我的成功喝一杯。不过，对于这一天，我其实抱着很强烈的内疚。因为，师父用我孝敬他的那点小钱买了烟和酒，在夜里还是凌晨时，醉醺醺地回到自己家，然后他那间位于三楼的小公寓发生了一场火警。某个邻居听到叫喊声，打电话叫消防队来。
我师父没来得及逃出火场。这个可怜的男人被烧死了。警察在靠近房门的地方找到他烧焦的尸体。调查员在房里找到一个烟屁股，认为没有捻熄的香烟很可能就是起火的原因。几个小时后，我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就在富士电视台录《我们是搞笑一族》这个节目时。这个打击太大，把我完全击垮，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震惊到整个人呆掉了。他过世的那一天，《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在晚报上为他刊登了几篇文章。这条新闻在浅草引起很大的骚动……我把剪报留下来了，以后再拿给你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很难过，感觉到一种沉重的苦涩，还有某种罪恶感。我老是在想，是不是我害死了师父。要是我没用那个方式感谢他，也许那天晚上他就不会喝那么多酒、不会去买香烟……我想，当我离开“法国座”的时候，师父一定开始觉得很孤单，最后在酒精的影响下、在最大的孤独中死去。
[9]
许多年来，我几乎每天练踢踏舞来向他致敬。几乎每天。甚至最近几年，我练踢踏舞练得太勤，因此荒废了钢琴！在我的电影里，我刻意不在跳踢踏舞的场面出现—像《座头市》结尾的那场戏—因为我跳得还不够好。等到我的程度够了，我才会在电影里跳踢踏舞。
[10]
忍者、小鸡、吸血鬼、旱獭、婴儿、巨型白萝卜、武士、弹吉他的雪人……我定期穿上最疯狂的搞笑服装在节目中现身。再怎么可笑的伪装，都没让我却步。有些人说我疯了，其他人则吓坏了，但大多数的人在荧光幕前笑得像鲸鱼那样张大了嘴。
[11]
我们想了一些最最疯狂、白痴又滑稽、令人难以置信的笑料。这些笑料越是惊人，就越多人观看，而且，它们越挑衅，收视率就越高；越是白痴荒谬，人们就笑得越厉害。我很肯定，不论面对多疯狂的点子，我们也从来没有任何犹豫。所有想得到的点子，我都敢尝试，不怕把自己搞得很可笑，每一集也都花上大笔制作费。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敢做，像是大清早到一些熟睡的日本喜剧演员家里，请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把他们叫醒，或是逼两队喜剧演员把望远镜戴在眼睛上踢一场足球赛。再不然，就是跑去滑雪场，让一些赤裸的陌生人以为他们就要搭雪橇冲进一座温泉的热水池，结果雪橇风也似的穿过一道假墙，狂奔一百米后，停在滑雪场正中央、满是一般滑雪者的滑雪道上。
[12]
我来到拍摄片场，既不是以助理的身份，也不是以技术人员、导播或清洁工的身份，而是以演员的身份，来演出一个严肃的角色。我到达片场的时候是个外行人。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个叫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人。他是英国华丽派摇滚歌手，之前我多少听说过他。大岛渚邀我跟鲍伊还有坂本龙一碰面，他们俩当时在自己的国家都已经很出名了。虽然我知道鲍伊的名号，但他的畅销曲我一首都不清楚。饰演电影中另一个关键人物的坂本龙一，在日本和许多其他国家，地位也已经如日中天。当时我知道他是YMO乐团的成员。此外，坂本龙一也为本片谱下非常美丽动人的音乐。
那是我第一次在片场见到担任导演的大岛渚。他很吓人。我当时觉得他很像一个正在指挥军队的帝王，几十个演员和技术人员任他差遣，让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时的大岛渚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大师。他的每部电影在海外都备受期待。当时他已经被当成某种异端知识分子看待。
[13]
说真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搞不太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根本什么都不懂，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研读剧本，记下我的台词，在拍摄的空当反复练习这些台词，然后，只要站到摄影机前就乖乖表演。人家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演出这个角色的殊荣，会落到我的头上。我演的是一个上士，名字叫原，一个奇怪又粗鲁的男人，性情阴沉暴戾，游走在虐待狂的边缘，但是到头来，他其实不是那么没人性。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反英雄角色。原上士性情不定，而且只要酒喝多了一点，就会变忧郁。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我说出赫赫有名的最后一句台词：“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14]
大岛渚给了我很多建议。对我的角色，他有一些很确定的想法。他认为我不光只会让人发笑，觉得我身上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一个完美的罪犯！多亏了他，我才得到一个没有任何喜感的角色，在一部电视剧里扮演危险的杀人犯。这个角色相当成功。
[15]
记得有一天在拍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很特别的一场戏，大岛非常专注，摄影机开始转动。在这场戏中，一只停在岩石上的蜥蜴应该开始跑，然后摄影机要跟拍它的动作，但是真的很倒霉，那只蜥蜴就是一动也不动。大岛渚身旁的技术人员什么都试过了，用尽了所有方法，没办法，蜥蜴就是不动。每次尝试拍摄都失败了，必须重来。那只蜥蜴动也不动，好像正为自己搞砸这一切而幸灾乐祸……真想让你看到大岛渚当时的样子！他气疯了，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情况很有趣。我看到他对着蜥蜴大吼大叫，样子就像在骂某个技术人员一样，根本笑到直不起腰。
事实上，大岛渚在拍片时是会骂人的，这件事很有名。那是他的风格。他老是对着技术人员大吼，但是我不吃这一套。我不太欣赏会大吼大叫的人。在我的拍片现场，我甚至明令禁止大家对彼此吼叫，因为拍片现场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没必要再增加大家的压力。所以，当人家要我在《御法度》—大岛渚另一部很成功的片子—里饰演一角时，我开出了我的条件。当时大岛渚已经坐在轮椅上，我对他说：“如果您大吼大叫，我就回家！如果您骂人骂太凶，我就离开片场！”
我还记得拍《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时另一个难忘的片段，当时必须以仰角拍摄一个主要角色，角度大到摄影机几乎要贴地了。大岛渚对他的工作团队说：“挖个洞！我要把摄影机架在里面！”做法大费周章，但因为这场戏不是很重要的景，所以我跟他说：“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个人架高呢？”所有人当场目瞪口呆！大岛渚跟着转身对他的助理大吼：“白痴！为什么你没有早点想到这个方法？”大岛渚之后就不再动了。我看他激动得很。
[16]
在这部使用喜剧甚至闹剧手法的电影中，我认为，大家可以说奠定我风格的那些元素都齐了：荒谬的对话与情境、讽刺、暴力、具有正反两面效果又无厘头的黑色幽默、荒谬的杀戮场面，还有以大海为背景、强化人类的渺小与悲惨……拍摄过程中，我决定尽量少操控摄影机，所以增加了固定镜位的构图，镜头尽可能紧跟着我的剧中人，并反映出某种宿命的观点。
[17]
隔了一段时间来看，我觉得自己那时已经筋疲力尽，工作过量又烦躁，被过多的项目榨干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原地打转，没有能力重新开始。我重复提出过去已经用过的创意发展路线，寻找新鲜感、新鲜空气，在其他人身上寻找新事物，却什么都没找到。渐渐地，我来到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一种很极端的状态。然后，就在那一晚，我骑摩托车出了事。那场意外，摔车……
关于那场意外，我没有确切的记忆。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只记得意外发生前一晚，我在一间居酒屋，身边围绕着朋友。那个时期，我很常被狗仔队跟，为了甩掉他们，我会想都不想就选择摩托车代步。那天晚上，我出发去赴一个秘密约会，时间在凌晨三点，然后就出事了。我撞到栏杆上，把自己压扁了。被人发现时，我已经面目全非。
人家跟我说，当时医生们推断我可能是蓄意、不顾一切地骑向死亡，完全没踩刹车地猛加速。就像我对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一样。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倒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在致命的撞击前那一刹那，也许我喊了一声“GO！”然后就冲了。我想我大概没把我的半罩式安全帽系好。最后，我的头嵌进东京路边的钢材里。
人家把我救走时，我的状况很糟：浑身是血，头部破成碎片，身上多处骨折。我完全毁容，半边脸被捣碎了。我的下巴碎了，头盖骨有好几处骨折，一只眼睛也受到波及。我的样子很可怕，容貌毁损得那么严重，连急救人员都没认出我来！
被送到医院急救后不久，医生判断我的状态稳定，只是还处于昏迷中。我被推离急诊室。本来之后还要动一场头盖骨手术—开颅手术—后来没开成，因为我醒过来后，很干脆地拒绝了，觉得这种手术的风险太高。那些医生认为我的神经系统还在运作，但他们想确认一下，所以建议求助外科手术，还说“其实是很简单的步骤”、“没那么严重”、“不过是例行公事”……我昏迷时，有些人相信我就快死了，甚至我的亲朋好友当中也有人以为我完蛋了，觉得我伤得那么重，恢复期会很艰难、非常痛苦。最后，我逃过一劫。昏迷两天后，我终于醒了。
[18]
后来才知道，当我在天快亮时被送到这间位于新宿的医院急诊室，本来没几个人在照顾我。等院方发现眼前这个难以辨认又血淋淋的伤员是北野武时，他们对我的关注马上翻倍，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护士跑来。我是那样面目全非，他们当机立断帮我的脸动了手术。当然我对那里每个帮我急救的医护人员都很感激，却也忍不住想到：日本的医院和医疗体系，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因为如果我不是北野武，而是某个默默无名的老百姓，在同样的情况下被送到急诊室，应该不会那么快得到同等的照护—高质量，真的非常专业、标准、完美的照料。
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一开始，我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没力气握住任何东西。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根本就是半生不死。我很清楚感觉到自己可以逃过一死，却又同时觉得很不快乐。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渴望再活下去。
[19]
我经常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具人偶，而名为北野武的这一具“人偶”遭遇了一场意外。生理上的折磨会提升人的高度；如此剧烈的痛苦，会让人心神脱离、飘浮到另一个世界。某些日子里，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身上有什么东西失常了。那感觉，有点像我在跟身体的DNA决斗。尽管如此，被这场试炼搞得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我还是不希望事情有任何不同。假如我该死—当时我这么想—那也是DNA就已经决定的事。
[20]
对于这次事故，我周遭的人通常会试着寻找不同的解释。我自己觉得没有其他解释。它了不起就是一次伪装的意外—或许其实是一场失败的自杀，但我活下来了，就那么简单，虽然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朋友说，经过这次的创伤经验后，我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有益的世界。他们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不觉得我的人生变得比较好。正好相反吧！因为我从此有了一张要命的脸啊……直到今天，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这张脸时，还是会常常笑出来。
这场该死的意外后，我酒喝得比较少了。但是在康复治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期间，我有几个晚上还喝得比意外发生前多出两倍以上，甚至还因为喝酒喝到肝病发作……可是那又怎样？我还是喝个不停。而且我告诉自己：“小武，你别担心，我会慢慢地杀掉你……”当时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而这一点也反映在精神状态上。我想，我也是在做给那些亲朋好友看。我想要他们的注意力，却不要他们的怜悯。我想要让他们看到、向他们证明：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同一个人。不过，有一点倒也是真的，那就是意外之后，我别无选择，被迫减少喝酒的量。
[21]
《菊次郎的夏天》本来就是一部不缺柔情的电影，而且取材自我的童年。我不会假装这部电影的情节跟我的童年没有关联。正好相反，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在向我父亲致意。他是个很乖戾的男人。跟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一样，我父亲的名字叫菊次郎。他的个性很内向，却把胆怯用在错误的地方。我老爸不跟他的子女说话。事实上，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从来不跟我说话，也不会想些好听话来讨好人。他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在那之后，我母亲一直拒绝跟我提起他。在这部电影里，我父亲的形象占很重要的地位。
《菊次郎的夏天》主人公是个50多岁的男人，拒绝承认自己的失意，对自己提出一大堆问题。他是个在感情上非常笨拙的人，不知道该跟这个9岁的孩子说些什么才好。正男这个孩子，整个暑假期间，意外走进他的生活。我想让《菊次郎的夏天》成为一部公路电影，用双脚走出来的公路电影，因为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路的时候，那种度过时间的感觉很不一样。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单纯的电影。
[22]
拍摄这部片的期间，我们度过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光，也遭遇一些滑稽的插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某天拍摄一段街头的场景时，一名饰演盗匪的拉美裔年轻演员表现非常出色。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问了一些问题，他说他偶尔会在当地电视或电影里演出配角。我再问他没演戏时都做些什么，结果，他告诉我：“在帮派里兼差！”没开玩笑，我们的配角是来自道上的兄弟……
[23]
我这么说，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会觉得很奇怪，但我真的不是很懂电影。我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太认识电影史上那些名导演。我从来没在学校里学过电影，甚至也没有找书来看。我从没接受过传统、正式的训练，好让自己成为电影工作者。我是一个自学者，从工作中学习。我经常说，我拍电影主要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让自己高兴。这是真的。我拍电影是为了自己，而我是我自己最棒的观众！有些影评人不欣赏我的电影风格，而且似乎很怀念某些日本电影大师，在他们的文章里把我的电影拿来跟某些大人物的作品比较，例如日本的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甚至法国的布列松，这么做让我觉得很好笑。他们提到的这些电影工作者，我甚至没看过他们所有的作品！事实上，我觉得我在大银幕上开创了我自己的风格，跟学院派的规范天差地远。
[24]
我也一直都很喜爱巴斯特·基顿。在我眼里，他的喜剧风格达到了巅峰。我喜欢他胜过卓别林，虽然卓别林也是个自成一格的天才、一位先锋。卓别林最早期的默片是最好的作品，远比他的其他作品要好，总是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感动不已。
[25]
在日本，我觉得今天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电影工作者。那些贴近或继承黑泽明的人，喜欢把一些很重大的局势与个性很强的人搬上银幕；另外就是完全相反的一类，那些小津安二郎式的人，钟情于一种非常有亲密色彩、由一些难以察觉的小细节构成的电影，汇整出每天生活中的琐事和些许触动。很显然地，我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前面那一种。
但我没有拥护黑泽明的所有作品，比方说《乱》，对我来说就是一部太过莎士比亚式的电影，有些地方濒临无聊的边缘。他的最后几部电影非常美，但也非常强烈—在我看来太过强烈了，很难让人理解。我觉得《德尔苏·乌扎拉》是他最美的电影，那是一部代表作，拍得棒极了，摄影非常出色，大自然的影像出奇美妙，无与伦比。但话说回来，我觉得这部片不是一项娱乐消遣，而是一场考验。
[26]
黑泽明过世后，已经变成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巨星。那些影评人可没放过我，说我肯定“不正常”，暗示我是怪家伙，一个跟寄生虫没两样的边缘人！
除了我深深敬重黑泽明外，他也欣赏我。他喜欢我的作品。“我觉得你会拯救日本电影……”有一天，他写了这样的句子给我。1994年，在他位于富士山附近御殿场市的别墅里，他又亲口把这句话对我说了一遍。当时我们因为NHK的某个报道而初次相遇，如果我没记错，我的制片森昌行也在场。黑泽明对我说：“我喜欢你的电影，喜欢你拍摄和让摄影机切入的方式。你的风格大胆又勇猛。”我当时非常感动，一位这么伟大、有才华的电影工作者竟然这样称赞我……我完全惊慌失措。
我从来没有机会也没那个运气，亲眼看到黑泽明工作的样子。看到他的电影时，我的反应差不多都一样，就是一种很单纯的反应：“好厉害！”我深受吸引，包括他的取镜手法、有时看似没有止尽的长镜头、发展剧情的细腻方式……他敢远远地拍摄一个人物，一边缓缓地将摄影机拉到一旁。他的风格当时对我造成强烈的冲击，影响我很深远。
黑泽明把一些很有野心、规模庞大的剧本搬上银幕。他有办法这么做，因为他非常结实，我是指体格上。他拥有天生的力量，宽阔的肩膀与他的活力相符。他真的不是普通的日本人。
看他的晚期作品《梦》（1990年），才第一个故事，就把我征服了。就是第一个梦。要是黑泽明当时再年轻一点，单这个段落他就可以拍成一部完整的电影。
我还记得我们的对话。黑泽明当时问我：“在拍片现场，你会指导你的演员到什么程度？”我回答他：“我尽可能迅速地工作，因为我对我的演员没任何期待。我会要求他们这样做或那样做，如果他们做得到，那样最好，要是做不到，我也不会坚持。我不会增加拍摄镜次，只会拍个一次或两次，然后继续往下拍！”结果黑泽明礼貌性地回我：“我也是。”我差点笑出来，因为我跟他根本不是同一个级数的！而且我也不是不知道他有能耐同时用三部机器拍，一场戏会要求拍上10到15次！
事实上，拥有伟大才华的电影工作者，像大岛渚与黑泽明，他们和我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热爱电影，一生彻底为电影疯狂，并受到这种热情的指引。他们俩都对自己每一部作品付出许多爱，一种无尽的爱。但我不迷恋电影，我的手法比较悠哉……我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去爱电影。
[27]
我会带他们上法国餐厅，带他们去喝酒吃串烧，甚至偶尔会在小餐馆或烧肉店里上课。我跟学生们边吃边谈，大家一起喝一杯，然后去卡拉OK唱歌。这毕竟比无聊的课堂来得刺激，不是吗？我可以保证，我的学生更喜欢喝个大醉。事实是，没有人想待在课桌后面，读一本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书，或是挤在一张椅子上、关在室内、淹没在理论课程里！让他们产生动力的，是走出去、是吃喝玩乐、是遇见一些人、去感受那些事物……我有意让我的学生跟一些艺术家碰面、介绍他们一些人物，用鲜活的方式把戏剧、舞台艺术传授给他们。
[28]
有时候，三更半夜的，我会突然很想画画，因为某个影像或场景出现在我的睡梦里，于是马上起床作画。画完后，我会发现结果跟原来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回头去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面对我自己半夜画出来的东西，我会吓一跳，心想：“我到底在干吗啊？”
[29]
今天，我已经做好准备展示我的一切，最糟或最好的一面都可以，呈现那个真正的北野武：我的龌龊、错误、疯狂、愚昧……我的废物作品集。一场我坚持用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来展现自我的展览，预定于2010年春天在巴黎举行，同样也是在卡地亚基金会。为了这个庞大的计划，我要求我的制作人森昌平把我所有的油画和素描集结起来，包括最烂的作品在内，在那些西方人面前公开，因为也许只有他们才有办法评断这些作品，让他们看清我的真面目，因为我觉得欧洲人太高估我了。
[30]
之前就说过，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我在数学方面很强，而且成绩常常比我那些后来进东京大学—这是日本名校，国家精英的摇篮—理工科系的同学还要好。读明治大学时，我曾经有段时间想专攻激光射线技术。那是日本当年几项尖端科技之一。那时我觉得自己好幸运，能够出生在一个对应用研究和科学发展感兴趣的国家。
我想，我对科学的迷恋也说明了在那场意外后，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复活（重生？）的感觉—我本来很可能就这样死了啊，那场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从昏迷中醒来时，这场考验对我产生很重大的意义，让我相信自己被赋予了第二次的人生。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创伤后的苏醒可能会导致某种新的意识觉醒。有些人之前不信神，这时候会开始相信上帝、相信某个神明的存在。而我呢，选择了科学。但我承认，我越是研究科学，就越觉得“上帝存在”这个想法是合理的。有时候，某个非常奥妙的数学公式会让我忍不住心想：只有超凡的力量，才能想出这样的公式—而那也许是……上帝？
[31]
我出生在贫穷的家庭。青少年时期的我，渴望体验生活。我比谁都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成功”，想要爬到上层阶级。我想要有钱，渴望在经历过那段匮乏后，给自己买下各种想要的东西。我希望变得有名，想诱惑女人、被女人崇拜、想品尝山珍海味、想开漂亮的车子……几年后，当我拥有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时，我心想：“所以咧？人生就这样了？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就为了走到这一步？”当时我受到很大打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还是不明白。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理由。
[32]
在正式典礼中，我经常穿得很休闲，好像我正在度假一样。他们帮我搭配出最简单，但很有分寸的打扮，例如一件黑色西装外套搭一件领口解开的白衬衫。在电影节中，如果我带来参展的是黑道电影，那就更简单了：我会穿一身黑，搭一件敞开纽扣、微露胸膛的衬衫，像帮派分子那样。我想我是助长这种风格传开来的电影工作者之一。当我在戛纳穿着燕尾服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很清楚自己看起来的样子。我不帅。
小时候，我有一种肉体上的情结，一种不如人的感觉，因为我的身材太瘦弱，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觉得这副躯体阻碍着我。我当时个子很小，而一个矮小的孩子，跑步时需要比高大的孩子用上更多力气。当时我跟自己非常过不去。我讨厌我的身体，对自己感到愤怒。在我的脑袋里，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我”。我感受到某种不公平，意识到平等并不存在，意识到有些人比其他人来得更优越，也更得天独厚……长大成人后，我比较少去想到我的身体。我报复了我自己：打拳击。对自己矮人一截的情结展开复仇。
今天，我穿着短裤和拖鞋，爬进我的劳斯莱斯。不管我的生活水平怎样，我希望人们看到的是我本来的样子，然后很单纯地认为我就像个平时对自己外表漠不关心的人。但我很清楚人们是怎么看我的，我知道他们对我奇怪的肢体外形有什么看法。
总之，想要享受人生的乐趣，就不要对别人、对老天爷、对国家与政府抱着太多期待。人必须花很大的努力才能确保自己得到最些微的快乐。这确实很不容易，因为这条路上布满了陷阱。而我出于经验，学会了快乐也来自付出：对穷人、对社会、对工作的付出。我个人觉得，让我产生幸福感的就是这一点。就我来说，这是一种用来对抗不平等的方式。
[33]
就拿拳击场上的两个拳击手来说吧。假如在比赛中，其中一个拳击手召唤神明而且求祂：“帮助我打败这个家伙！”然后等待神明的帮助，结果，比较不专心、对自己比较没信心的他，就会变成先被击倒在地的人。就是这样。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一切的关键都在自己身上。如果神明确实存在，那更好。愿祂至少留给我们当自己主宰的自由。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