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摇滚音乐指南：大卫.鲍伊
书名：经典摇滚音乐指南：大卫.鲍伊
作者：UNCUT编辑部
[1]
1966-1967年，Bowie的音乐充满了英伦风格，只差没戴上一顶英伦圆顶礼帽。Muddy Waters和Little Richards的节奏布鲁斯风格在他的歌中消失了。他对自己的嗓音进行了修饰，开始使用歌手Anthony Newley那种“how-d'yer-do”式的断句方式，仿佛胳膊下夹着一把长柄伞，挤眉弄眼地游荡到市中心。这是前摇滚时代的音乐，是音乐厅时代的音乐，是BBC轻娱乐节目时代的音乐。当时，英国有几十个乐队都在写糖果铺子、钟表匠人、叔伯姑母、严肃的上校与将军之类的主题，而Bowie歌中“玩具城”里的各种人物和席卷这个国家的迷幻气息存在不少共同之处。
[2]
“几年来我一直被视为男版的‘金发蠢美女’，这种看法让我开始感到绝望，觉得自己的音乐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如果是个男模特，那么说他长得超级帅是完全没问题的，但这种称赞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意义就不太大了，而且对‘小帅哥’的偶像崇拜已经开始过时了。”
虽然David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严谨，但是每当有什么专家逐字解读他的作品，然后挖掘出一些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深层内涵”时，David也会觉得搞笑。“我写的歌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源于我个人的体验，我希望大家也能从这个角度来欣赏。我真的非常想被人视为一个创作者，但我又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我写的歌。很可能这些音乐和歌词里并没有隐藏含义，你听到什么就是什么。你似乎已经注意到我很少写关于男女之情的歌，因为我从来没被姑娘们伤过心。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我也从来没有过与聪明姑娘交恶的经历。如果一个姑娘不够聪明，我连认识都不想认识。”
[3]
这张专辑最初的英国版封面在当时恶评如潮，照片中的Bowie穿着连衣裙，而这张封面照的拍摄者是Keith MacMillan。Bowie在不久前的巡回宣传中穿着华丽的天鹅绒长裙公然出现在旧金山街头，着实把当地市民吓了一跳，这条裙子就是其中之一。在那次活动中，他做了好几场校园演出，并且每首歌结束后都会回答台下观众的提问。借此机会他阐明了许多关于自己形象的问题，顶住重重压力以性别模糊的形象示人，并且从戏剧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作品。“音乐能传达很严肃的内容，”他对记者John Mendelson说，“但是作为一种媒介，人们根本无须去质疑它、解构它或是过于郑重地看待它。我认为音乐就应该浓妆艳抹，像个妓女一样，这是一种自我效仿。音乐可以是小丑，是默剧男丑角。它不过是一副面具，遮住了要传递的信息——音乐是那个男丑角，而作为演员的我，是想被传达出去的信息。”
[4]
当David穿着那条华丽的长裙出现在新专辑的封面上时，他其实并无恶意。“那真的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裙子，”他的话简单直接，“我那时正要去德克萨斯，我想看看这条裙子能引起什么反应。”有一个养牛场的工人威胁说要枪杀他，不过他随后彬彬有礼地说美国法律似乎不允许杀死一个英国人，即使是穿女装的英国男人。这是让他放弃杀David的唯一理由。
[5]
“自从Space Oddity之后，我就很害怕对某首歌曲发表评论。我写了一首关于宇宙飞船的歌，然后人们就把我当成了那方面的专家。”
[6]
唱片封面完美地捕捉到了一个瞬间，但如果你研究过Brian Ward 1971年为Bowie拍的全部照片，就不难发现它与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专辑封面照片并无太大差别。不过这张封面照被裁剪得只剩下头像，他头发向后梳起，George Underwood精心处理了它的色彩，仿佛时间领主（英国电视剧Dr.Who中的物种）的重生，从拉斐尔前派的王子变为沃霍尔的肖像（表现主义的新星）。仿佛他职业生涯的色彩与对比度可以任凭指针随意拨弄（正如Mick Rock 1973年用褪色色调拍摄Life On Mars？的音乐录影一样），这张封面照捕捉到了这个从黑白到彩色，从堪萨斯州到奥兹国，从哈登庄园到艺术工作室the Factory的时刻。
[7]
他穿着一身有高雅印花的作战服，裤子是紧身的，上衣的纽扣没有扣上，露出苍白的身体。他把裤脚卷到了小腿的位置，以便露出脚上那双红色塑胶靴，鞋底的厚度起码有三英寸。而他的沙宣式发型毫无瑕疵，美到令人恨不得屏住呼吸，以免气息弄乱了他的头发。我真希望你们都能亲眼见到那时的他，简直超凡脱俗，不可方物。
David讲话时会用很多“vada”“super”之类的词。他说他是同性恋。几个月前，他曾在汉普斯特德的乡村俱乐部里表演，这个北伦敦油腻腻的小俱乐部几乎见证过各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次全城几乎一半的同性恋人士都去到那里，就为了亲眼看到戴着巨大丝绒宽檐帽的David，他每唱完一首歌都要把这顶帽子脱下来用手指转两圈。据俱乐部经理Stuart Lyon说，有个同性恋小兄弟一直坐在舞台旁边，整个晚上都沉浸在演出之中，纹丝不动，看起来他对David无比崇拜。
不过David对“同性恋解放”运动并不是十分有兴趣，也无心领导，他鄙视所有抱团的资格认证组织。他喜欢“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口号），但在参与的同时仍然试图保持自身的个性。如他所言，他生活中的悖论在于，他与妻子及儿子之间依然“相处融洽”，他认为自己应该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双性恋”。
[8]
David此时像个时髦的变装皇后，是一个俊美的阴柔男子。他柔软的双手和唱歌般的语调，无一不彰显着他的同性恋气质。“我是同性恋者”，他说，“我一直都是，甚至当我还是David Jones的时候就是。”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带着狡黠的欢乐，他的嘴角好像有一丝神秘的笑容悄悄滑过。他知道如今即便行为举止像个男妓也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无论是让人震惊还是愤怒，都是流行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如果说他的举止还算不上骇人听闻，那至少为人们带来了乐趣。他模糊的性取向成了众人乐此不疲的话题：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在对他性别身份定位不断的那段时间里，他巧妙地利用了大家对他雌雄莫辨的身份的困惑情绪。“你今天怎么不穿小姑娘的裙子了？”我问他（不是只有他会开别人的玩笑。）“哦，亲爱的，”他答道，“你要知道，那不是女装，那是一条男士的裙子。”
[9]
“我想，我大概只是一个超级小混混吧。我只按自己的喜好穿衣打扮，我的造型都是自己设计的，比如这就是我设计的。”他边说边指着自己手臂上戴着的东西，“我就是不喜欢从商店里买回来的那些衣服，也不会总穿裙子，我每天都会换造型。我根本不是标新立异之人，我是David Bowie。”
[10]
他的歌中鲜有精心建构的思想，多是潜意识的自然流露，他说他不太会逼着自己想出什么概念来。“如果我看到一颗红色的星星，我不会去想它为什么是红色的，但我会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向别人描述这颗星星竟然是红色的。我通常很少质疑，我只是叙述。我常常能在别人的作品里找到答案，听我的作品就像是与心理学家交谈，而我的表演就是交谈时就坐的沙发。”
[11]
神话传说是他另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他非常相信那些过去的传奇故事，特别是关于亚特兰蒂斯的；同样地，他创造了一种关于未来的神话，认为很快就会出现一种能力超群之人——超人类。这是他对未来的唯一希冀，他说：“我们力所不及的事，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12]
尽管有很多健硕的保镖保护着，Bowie依旧不断被人搂抱、揉捏、乱亲。他的发型凌乱，眼神散漫，嘴巴微张。当时的画面非常恐怖，但他的嘴边露出了一丝疯狂的笑意。人们不停地把他往车厢门上推。
这些身强力壮的警卫花了不少力气才确保这个身形娇小、头发像松鼠般蓬乱的人的安全。人的脸可以挤出的所有表情都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随后他被塞进了一辆小轿车，车身外面立刻遭到了一阵拍打和挠抓。最后，这辆车终于得以逃出生天，而Bowie先生也总算回到了英格兰。
[13]
你如何定义“颓废”这个词，David？
“因为怕玫瑰花的刺剐坏桌子，所以永远不把白色玫瑰花放到白色的桌子上。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是颓废摇滚的天下了……目前还不是。不过总有一天会是的。”
[14]
如你所见，Bowie拯救了自己，而他这种自我拯救的行为很可能也拯救了近百万粉丝的未来。因为这群人本来就已经很诡异了，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总有一天他们会彻底疯癫。Bowie创造出了一只怪兽，我们都做足了准备要成为这股颓废风潮里的一员，但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人知道何时能停止。
我在哈密史密斯剧场的大厅里至少看到了十几个和Bowie看起来非常像的人，他们面对面地站着，面带冷笑，装腔作势。他们嘲笑所有看上去不如他们的人。这种场景在摇滚演唱会上很常见，我还见过有人打扮成Mick Jagger、Bolan和Slade。但是那些人打扮得很有趣，而在这里，人们的装扮却有种可悲的气氛。他们对“他”所唱的任何一句话都深信不疑，认为“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看到有人如此摒弃自我一味盲从，真的让我觉得非常可怕。
[15]
到了1975年秋天，美国人已被Bowie征服，但值得思考的是这样到底有没有毁了他。对美国人来说，他是Diamond Dogs中的华丽摇滚歌手，他的Fame是榜单冠军歌曲，在电影Soul Train里他是衣冠楚楚的舞者，在The Cher Show节目上他是个唱着温和歌曲的艺人，在出演《天外来客》时他是个初涉影坛的电影明星，不过他始终都是一个神秘而英俊的英国人。而在私底下，他是一个神秘的隐士，被可卡因毒瘾搞得几近疯狂；他还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神秘学研究者，蜷缩在租来的位于比弗利山庄的房子里，担心自己遭到好莱坞术士们的祸害。
[16]
Station To Station混合了强劲有力的放克音乐和机械节奏，浪漫的民谣和冷酷的疏离感呼应着他的新形象——“瘦白公爵”，一个傲慢自大且不苟言笑的贵族。
[17]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许多人拿着各种语录来找我，他们希望这些话能从我的口中说出，于是我就照做了，因为其实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时髦。我到处说这些话，让人们更容易给我下定义。他们会剖析我的歌，然后说这些歌是受到某某某的影响，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了这些影响，我只知道自己正在一边喝啤酒，一边享受人生。”
[18]
他的笑容常常一闪而过，有些神经敏感的样子。他微笑时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只勉强露出一点点牙齿。而他大笑起来则如同电光火石，非常具有感染力。他语速很快，但不急躁。他的口音从Michael Caine扮演Harry Palmer时那种清脆的东伦敦腔，转为流畅的戏剧性语调，声音有点儿沙哑，像是个从乡下来的演员莽撞地扮演某个年长的政治家。他的彬彬有礼让人十分愉快，会让你觉得他的魅力能让天使的翅膀都陶醉。
[19]
他忽然扔下了手里的那包烟，像是与自己赌气一样。“天哪，我在说些什么……Young Americans真的非常压抑，那是惨痛的一段时间，我当时状态糟透了，我对自己依旧在做摇滚乐这件事感到非常愤怒。”
“我不仅仍在做摇滚乐，而且还深陷在它最中心的地方。我必须走出这个圈子，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陷得这么深。在美国的时候我住在洛杉矶，那刚好是摇滚最兴盛的地方。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非常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环境也严重影响着我的创作，有时候甚至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阵阵后怕，无论如何，我开始意识到当下洛杉矶的环境，或者说美国的环境在损害我的创作和工作。在那种环境下，我再也捕捉不到任何灵感。”
[20]
他前面的头发是金色的，后面是红色的，是他自己的发型师打理的，前额的一缕头发向后梳起，其余的则用发胶固定。他雅利安式的古典面孔上阴晴变幻不定，既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也有察觉到混乱状态时的冰冷蔑视。他的左眼仍然那么古怪，瞳孔不能根据光线而变化，这是他小时候眼睛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为他贵族式的面孔增添了一丝不协调的气息。就算他不去唱歌，也一定能够凭着这独具魅力的外貌在人世中找到舒适的一席之地。
[21]
“赚钱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我是一个艺人，任何能赚到钱的事我都感兴趣。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个演员，我想这得等我去电影院和观众也一起看过《天外来客》后才能知道。这部戏可以当成是一次测试，我想看看自己在电影方面表现得如何。在那部戏中有时候需要我演绎，有时候却不需要我有任何作为，总之我已尽我所能了。我出演的Newton是一个非常冷酷，几乎没有表情的人物。他来到地球以后知道了什么是情感，但这对他来说是很难控制的东西，并且使他变成了一个酒鬼。当时其实有不少剧本供我挑选，但我选了这个，因为这是唯一不需要我在戏里唱歌，也不需要我本色出演的角色。现在我觉得David Bowie很像Newton。Nic Roeg（该片导演）非常善于引导演员进入角色，他让我彻底成为了Newton。之前他提醒我在拍摄结束后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这个角色，事实证明他说得完全正确。这部戏我拍了四个月，但拍完以后我起码又做了六个月的Newton，直到现在才慢慢走出来，因为我开始为下一部戏做准备了，这次我出演的角色是Max Radl。”
[22]
“我仍在不断创造新的人物角色，我会在审视自己之后把总结出来的特质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许可以说我把自己性格中的某些方面拿出来，再放大成一个完整的人物，而且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就是我身边那些摇滚音乐人性格的放大。这次我在台上的形象比之前更平易近人一些，上一次我的舞台形象就是一个患有妄想症的纽约流浪汉，而那张专辑也是关于大城市的沦陷。我认为开住得离大城市远一些才好，你不觉得吗？”
[23]
临别时，我问David是否还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他瞬间惊呆了。
“哦，天哪，不，肯定不会，那只是个谎言。他们给了我那种形象，于是我就顺应了他们的意思，这一来就是好几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那样的立场，这都是强加于我的。我从来没有双性恋的行为，无论是在我的生活中、舞台上、歌曲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甚至不觉得我的歌迷里有很多同性恋，可能有一些‘变装皇后’吧。”
[24]
“我那时非常想离开美国。我更喜欢说自己在那里‘逗留’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不愿意说是‘生活’了两年多。‘生活’在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承诺，而我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说是我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对那个国家感到厌倦，同时我对自己的创作方式也感到厌倦。我想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通通重新评估一遍。”
[25]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自己像是得了幽闭症一样：我正在逐渐接受这种虚伪的价值观，在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二者之间激烈地摇摆。我从未想过要为摇滚献身，我从不隐瞒这一点。坦白地说，我只不过是个画家，想找一种新的介质来创作，而摇滚看起来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传播媒介。但人们总会在成为摇滚明星的诱惑与成为艺术家的情感之间摇摆，而我就处在这疯狂又肮脏的摇滚马戏团的中心，这个圈子不过就是个马戏团。”
[26]
表现主义所蕴含的激烈的情绪内容——艺术家Kandinsky曾经说它是“感受内心的元素”——在他为lggy Pop（他在柏林也有自己的公寓）创作的极度痛苦的半身像中一览无余，另一幅他的自画像看起来则很有掠夺性，此外还有一幅他最爱的三岛由纪夫的肖像，画中三岛由纪夫的眼神令人十分不安。这些画中人的眼睛都深邃得好像漩涡一般，仿佛随时会把人吸入画家的轨道。
[27]
我提起了他到达维多利亚车站时，对这个国家行法西斯礼的事，并且问他知不知道这么做有多严重。坐在椅子上的他瞬间勃然大怒。“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当时对那个摄影师感到非常不满，于是我挥了一下手臂，我只是挥了一下手臂。相信我，我以我孩子的性命发誓，我只是挥了一下手臂。然后那个浑蛋在我挥到一半的时候就把这一幕拍了下来。天啊，然后这张照片就出现在一些媒体上……好像我真的会蠢到那种地步，做出那种举动。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连我身边的人都说：‘David！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浑蛋，我才没有！天哪，我不愿相信这一切。”
[28]
“儿子的出生使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变。最初，我感到万分惊恐，尽力不去多想。现在他的未来是我最担心的事，而我的未来转瞬即逝，我已经为它的结束做好了准备。现在仍有无数人在追求长生不死，但在我看来很可笑。我们竭尽全力让自己多活一些时日，这点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说，我们的寿命从来就没有这么长过，这个星球上的人从来没有活过这么久。”
“在不远的过去，世界上还没人能活过40岁。而我们现在随随便便就能活到70岁，却依旧觉得不满足。大家都活得太自我了，谁会愿意在90岁的时候，拖着一副行将就木的躯壳，只为了保持自我？我肯定不愿意。”
[29]
“你相信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完全不是事先预谋的。那时我刚开始创造Ziggy，他也刚开始融入我的灵魂，我完全进入了这个角色。这个过程真的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得让它融入你的生命。嘭！然后忽然就这样了，就是这么简单。”
[30]
“作为一部电影，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好看，它太紧凑了，好比一根弹簧，在弹开的时候会迸发出可怕的张力。当然，这也是这部电影的魔力，它里面蕴含着压抑的情感。这些被压抑的感受其实一直都在暗自翻涌，但它们永远都无法被表达出来，你会感到很不舒服。”
[31]
“通过Nic的剪辑手法可以发现，他似乎是用一种反常的方式来阐释这种纯真。这种纯真中带点儿笨拙和迟钝；这个人的纯真是有点儿问题的。从表面看来，我觉得这才是Nic想要通过电影表达的，他也没有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人。不过那个时候，我确实也不太与人交流。”
[32]
“《猛鹰突击兵团》剧组拒绝我出演那个角色，而我不想加入《异乡异客》是因为我觉得这部戏的角色会让我变得模式化（短促地笑）。当时我还在MainMan，我强烈反对出演《异乡异客》这部戏，因为直觉告诉我“千万不要接”。这会让我一辈子都是外星人，会把我困住的。以后人们就只会让我接那些有着绿色皮肤、五颜六色头发的角色——今后我出演的角色唯一的变化大概就是头发的颜色了。”
[33]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未来主义’。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未来主义的艺术家，我觉得自己的形象很当代，完全是‘活在当下’。摇滚总是落后其他艺术十年，它经常到处拾人牙慧。我是说，我曾经从Burroughs几年前的著作中获取灵感，然后运用到我的作品中去。而这些东西已经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彻底过时、彻底死去了；它们在文学中其实也早就过时了。”
“摇滚乐就是这样，现在大概才处于达达主义阶段。所以，与其视我为未来主义艺术家，不如说我是在视自己的需要，表现出一点儿当代的成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复古。摇滚乐的发展一般要滞后，它当中有很多东西看上去像是在代表当代的情况，但其实并不是，事实上它是在使用几年前的参照物、情绪和感情。”
[34]
“现在他们已经没法让我满意了，虽然我挺喜欢这几个人的，尤其是Florian，他特别无趣。有一次我去杜塞尔多夫，他们带我去了蛋糕店，然后我们点了许多油酥点心。他们都西装笔挺，说实话有点儿像Gilbert和George。天啊，他们到底怎么了？我以前真的很喜欢他们。”
[35]
Bowie常常会露齿一笑，看起来特别美。他点了一支万宝路，坐到了我对面，表现得有些期待，但又有些居高临下。我紧张到差点儿把可乐倒在了纸杯外面，我先是谈起了De Witt可恶的时间限制。Bowie似乎理解我的处境，但却不为我的玩笑所动。
[36]
“他们身上的反抗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一些可疑的观点在人们面前招摇，只想看看他们的反应，我发现这么做很有价值。一直做举世不容的人是很难的，而加入既有体制却很容易。这便引申出了一个问题：‘我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非常不愿意成为已被接受的文化体制的一部分，‘就是那样，恰如其分’，这不是艺术家应该追求的东西。”
[37]
Bowie笑得很频繁，有时候是他确实觉得很好笑，但更多时候则是因为他太了解lan MacDonald 对我描述过的那种“双重矢量”（double vector）了。换句话说，Bowie一想到自己私下里说过或承认的事情会被记录下来，供公众消费，就会大笑。这似乎是他的条件反射，借此来摆脱瞬间的焦虑，尽管他觉得自己这样的焦虑已经少了很多。
[38]
虽然Bowie算是我见过的最不遵守道德准则的人之一，但很多时候他都受敏锐的自我意识所累，这种意识常常令他沉默，甚至是把他压倒，有时候我真的不觉得他非常喜欢自己。而且Bowie总是自省，他的思维极度活跃，像是一个混沌的旋涡，不断把五花八门的想法、兴趣和影响吸引到自身的轨道上，同时飞快地排列和打乱它们，所以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专注于某一件事情，恐怕有点儿难。
此外，Bowie似乎非常缺乏安全感，但他并不是在借此博取同情，而更像是他的一种强迫症。他有个“老式重新审视计划”（old re-examination programme），就是不断地重新评估，而且常常是全面地重新书写自己的过去。这是一种深度的自我治疗行为，使他永远都在不断重新定义他所创造并扮演过的各种人物的动机和行为。
在这点上，Joseph Merrick这个角色也不例外。象人悲惨的人生际遇让Bowie完全走进了这个角色，于是Merrick，或者说Bowie理解的Merrick身上的各种元素，便不知不觉快速地进入了他的意识，他心中也产生了另一套自我分析的数据，就像他当年塑造Ziggy时那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没有改变。Bowie一直把这些角色“归咎”于他对自己的子人格怀有不负责任的，或者说在他看来很不幸的认同感，而这么做可能会继续给Bowie带来一些不可或缺的慰藉。
我们大部分人在不同的时期都会这样做，而Bowie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通过摇滚这个媒介的棱镜，为这些形象赋予光彩，给予它们实际的意义，并且他将这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在扮演的过程中，连他都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事实上，Bowie把自己的内心外化得太厉害、太频繁，以至于无法面对最基本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人们总觉得他很有趣时，他立刻后退了一步，说他从没想过这种问题。难怪他觉得精神层面的交流是那么艰难，但又那么吸引人。
[39]
“《天外来客》看上去讲的是纯洁的灵魂来到地球，然后被地球人搞得乱七八糟。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整部电影中隐藏着一个谎言，Newton最后变得比他刚到地球的时候好多了，他确实找到了某种真正的情感驱动，他知道如何与人类产生联系，而人类给他的影响则是次要的。相比之下，他刚来地球时，对所有人都不屑一顾。”
[40]
“那些歌只留下了一首，这首歌后来成了Low专辑里的Subterraneans。我已经记不清楚细节了，但当时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争论，不是在Nic与我之间，因为我们两个人不会讨论那方面的事，我不想和Nic吵架，而是我和British Lion公司关于制作问题的争吵，是与几个特定的管理者在吵。
我一开始以为这部电影的配乐将由我来负责，可当我写好五六首歌以后，忽然有人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歌和其他人的歌一起用在电影里，我直接说：‘去你的，你们一首歌都别想要。’当时我十分愤怒，因为投入了很多精力。虽然他们的做法可能也不错，但我的音乐可能会给整部电影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些音乐最后以更好的形式呈现出来了，而且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在做器乐曲上的潜力，这是我之前从未认真尝试过的。这个领域一下子让我特别兴奋，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方面的想法，而且那时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和Eno合作的想法。”
[41]
“我甚至能看到，无论我望向哪里，都能看到巨大的魔鬼，有的是过去的，有的是未来的，它们在我的情感中不断搏斗，我像是处在一团满是怪力乱神的迷雾之中，当然，它们还与我创造出来的那些角色完全混在了一起，连我自己都无法分辨。把‘瘦白公爵’丢出去，就好像是踢了他一脚。这事情挺让人上瘾的，把那些恶魔送回它们该去的地方。总之，除非你的心智非常稳定，否则别做这种事。”
[42]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生气，因为你根本没把整张专辑完全听进去，音乐编排传达出的潜台词在流行乐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它，歌词本身就什么也不是。人们往往只研究歌词，这让我很气恼，因为这就意味着在他们眼里音乐本身没有传达任何信息，这简直是抹杀了几百年来古典音乐作品的地位，真是可笑至极。”
[43]
“有这样一种观点：人不用完全按照既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活，可以去探索新的领域和其他认知途径，然后试着让它们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曾经这么做过，而且还很成功。有时候，如果只是在理论层面，我能做到，而在现实生活层面，我就不这么认为了。我身上戴着中产阶级的镣铐，它一直在拖我的后腿，而我一直在与它斗争。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杜尚，但没找到（大笑）。”
[44]
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家依然那么吸引你？
“吸引我的是一种直观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能感受到现代化的进步与古老而神秘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动态平衡。”
[45]
大岛渚在电影宣传手记中谈道：“人们问我为什么在摇滚圈里挑演员，因为他们对人们想要的东西很敏感，他们要表演，他们的内心就始终保持着敏感，而且不介意表现自己真实的状态。当我在纽约看见David Bowie在《象人》中的表演时，觉得他就是能饰演Celliers的那个完美的演员，因为他用无边无际的巨大热情取代了理智。如果Celliers用西方的那种理性跟Hara和Yonoi对着干（电影中的两个日本主人公），那他很快就会被杀掉。Bowie拥有这个角色的灵性，他的个人尊严，他的内在平和，以及他不可磨灭的魅力，而这些都是电影中其他的日本俘虏者所没有的。”
[46]
它一下子让Bowie从自恋的局外人转变成了人文主义者。而他的新形象，一个被晒黑的、金发的、西装革履的Bowie，让人感受到他的成熟与振奋。
随后的单曲China Girl重复了这招。它是Bowie和Iggy Pop一同创作的，创作时期要追溯到他们在柏林时的岁月。Iggy的原版黑暗阴郁，而Bowie的版本则灵巧动听，“我脑中的纳粹党徽”听起来显得更像是愤怒，而非迷恋。这首歌的视频由Bowie的新女朋友Geeling Ng主演。它把性感的故事线索[比如向电影《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致敬的海边湿吻]同模糊的社会评论结合在了一起，而最重要的是，把Bowie塑造成了一位温和成熟的80年代的男性，不再那么怪诞不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