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炎天
书名：雨天炎天
作者：村上春树
[1]
这里是最后一站，是我们小小现实世界的天涯海角。再往前去，没有女人，没有酒吧式餐馆，听不到迈克尔·杰克逊，没有德国游客。连德国游客都没有了，老兄！是的，这里是人世的尽头，是欲望最后的出口，是现实世界的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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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修道院后，有关僧侣首先端来希腊咖啡、掺水的乌糟酒和一种叫鲁克米的甜果冻。哪一座修道院都必然拿出鲁克米这种糕点，但这里的实在甜得下巴发痒不敢沾牙。当然，由于是手工制作，各修道院味道略有不同，但唯独甜得要命这点无一例外。
乌糟这东西类似希腊烧酒，酒精含量十分之高，味道忽一下子直冲鼻孔，掺水后变得白浆浆的，而且便宜。总的说来，我觉得不适合日本人口味，我也不大喜欢喝，但浑身累了，酒精急切切地渗进胃里，身体就会放松开来。咖啡也放足了砂糖，甜得不能再甜。我们称之为阿索斯三样。三样的目的在于以酒精和糖分消除旅人的疲劳。反正越疲劳越能觉出这三样的美味。咖啡和乌糟酒我是高兴地享用了，但鲁克米怎么也没吃完，因为我本来就吃不来甜食。只咬了一口，其余全剩下了，倒是觉得抱歉。
[3]
倒不是说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表情就不认真，但希腊人的认真和那个还不一样。他们在某种场合几乎一本正经得令人悲伤，让我时而有些心境黯然，时而觉得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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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似乎漏掉了早餐，肚子渐渐饿了。试着进厨房问一下老伯，他说这个倒有，姑且吃了吧，说着递给一大块面包。我们拿回房间吃了起来。比昨天的还硬，简直咬不动。得得，往下每天都吃这种面包如何吃得消。就结果来说，如此不好吃的面包在阿索斯半岛是个例外，其他修道院拿出的面包要好吃得多。白吃白喝却写这样的事是觉得过意不去，但若编写“阿索斯的星级指南”一类导游手册，伊比隆修道院的厨房我想会是无星一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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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脱掉湿透了的旅游鞋，换掉长裤和袜子，然后吃苏打饼干和奶酪代替午饭。几乎闷声不响地一口口吃着。吃罢歪身上床，理直气壮似的呼呼睡了过去。睡得十分香甜。我蓦然心想： 光是被雨淋一淋人就会变得如此垂头丧气！倘淋得再厉害些，说不定会投向宗教怀抱。修道院的床成了我们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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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照例说是佛教徒。结果他想详细了解佛教教义。遗憾的是，关于佛教我不具有多少专业知识。我思忖，较之佛教徒，恐怕还是回答“高科技教徒”或“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教徒”之类好些。若是这个，倒可以比佛教多少说得详细些，例如索尼随身听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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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问小修道院里会英语的僧人为什么船没来，据他解释，情况简单而明了： （1） 我们等的码头不对，码头在另一座山的后面。（2） 不过不必气馁，反正这样的天气船不会来。天气不好，船当即不开。（3） 这个季节船两天一班，因此后天之前不会有船，而且因天气关系船不来的可能性很大。（4） 最稳妥的办法是明天步行去亚吉亚·安纳，从那里乘开往达菲尼的船。半岛西侧亚吉亚·安纳每天早晨有班船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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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也提不起来。先说面包。面包简直一塌糊涂，不知什么做的，硬如石头，而且霉得长满绿毛。他把这东西扔进洗脸盆用自来水泡涨，再用笊篱过水。肯用水泡涨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友好表现，问题是这东西根本不是人所能吃的。再说豆汤。往汤里“咕咕嘟嘟”倒了很多醋进去，“醋养元气。”他说。那或许不无道理，可是味道一言难尽。还有那犹如墙土的破破糟糟的奶酪，在我生来吃过的奶酪里边顶数这个咸，咸得让人扭歪了脸。有高血压的人吃了这东西保准呜呼哀哉。可是肚子饿了，不能不吃，除此别无选择。这么着，我们吞了霉烂长毛用水泡胀的面包，灌了酸汤，嚼了咸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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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光景实在难以置信，大千世界还真有靠豆汤和发霉面包活命的猫。这样的猫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养的猫连鲣鱼饭都不正经吃。世界确实大。对于生在长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来说，食物大概就是发霉的面包和放醋的豆汤。猫不知道——不知道翻过几座山后就有所谓猫专用食品存在，不知道甚至有分为鲣鱼味、牛排味和鸡肉味的特殊猫食罐头，不知道有的猫过早死于运动不足和营养过剩，不知道发霉面包绝对不是猫应吃的东西。这些是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根本想像不到的。猫肯定边吃发霉面包边想今天能吃上发霉面包真是幸福啊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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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名叫马克希莫斯的隐士。此人似乎是个讨厌人类的、或者真正是个偏执型隐士。一开始他在近海处盖了一座茅庐一个人，自得其乐地过着隐士生活。及至后来其他僧人赶来在附近建房子的时候，他嫌他们妨碍修行，一把火烧了自己住的小屋移居崖顶。或许是个急性子人，撤离倒也罢了，付之一炬未免过激。总之，这座贴在石崖上的地形奇妙的镇便是这样形成的。镇的创始本身就够偏执的，而且这种偏执至今似乎仍然作为此镇的特性根深蒂固地留传下来，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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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个来小时，体力耗尽，遂在山梁上擦汗，切开柠檬挤汁喝了。柠檬真是好吃，喝几个也喝不够。尽管酸，可全然感觉不出酸。连皮也“咔嗤咔嗤”咬了榨汁。走路须常带柠檬，这是夏季在希腊旅行学得的一个教训。
不说点什么提不起精神，于是边走边谈吃： 什么在东京吃鳗鱼去哪家店，什么荞面条哪里的好吃，什么吃火锅用的魔芋丝和豆腐哪个先放为妙，什么吃京都的烧大葱最好去哪里等等，尽是些无聊废话。但由于肚子正饿，交谈越来越现实，描写生动而具体。一如多数编辑表现的那样——用出版社经费吃饭乃编辑的一项职责——O君对饮食如数家珍，我也中意谈论吃喝，于是说个没完没了，大可消磨时间。而松村君却渐渐沉默下去，后来索性一声不响。我这人一旦开口就喋喋不休，但此君听得这种话，脑海里的食物形象自动自发地急速膨胀，每当提起食物，他便痛苦得心如刀绞。“当时真的很难受。”后来他对我坦白。我心里一阵歉然。不过早知如此，说得更刺激些就好了！这类描写是我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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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乌拉诺波里，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进酒吧式餐馆猛喝一通冰镇啤酒，痛快得差点儿人事不省。接着就放开肚皮享受今世佳肴。点了鲜鱼汤、炸薯条、musacà、沙丁鱼、炸乌贼和色拉。又从车里拿来收放机，听着“沙滩男孩”慢慢进食。现实世界。谁都不会再吃什么发霉长毛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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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就写过，我这人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热情，属于不轻易为事物所感动或者不如说是怀疑型的人。尽管如此，在阿索斯路上碰见的那个野猴般的脏兮兮的僧人叫我洗心革面皈依正教再来这里时的情景也居然记得一清二楚。当然我不可能皈依正教，然而他的话具有神奇的说服力。较之信仰宗教，我想那更是对于人生方式的信念问题。说到信念，我觉得找遍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像阿索斯这样具有高密度信念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是充满无可怀疑的信念的现实世界。对于卡胡索卡里贝亚的那只猫来说，发霉长毛的面包也是最具现实性的东西之一。
那么，究竟哪边是现实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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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个士兵来说，我们周游土耳其期间，在同他们交往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不快。他们质朴、喜欢亲近人、有旺盛的好奇心——土耳其人终究是土耳其人。从远处看的确显得剽悍和冷酷，但凑到身边交谈起来，就可知道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土耳其乡间青年，一看就知是老百姓的子弟，看脸即可看出。这么说或许不好，他们是同钱财和知识没多大关系的青年人，而且总的说来长着极其亚细亚式的面孔。有可能是征兵征来的，或者因没工作而入伍也未可知。但我觉得他们绝非想当英雄那一类型。他们——或许以我的年龄叫我那样认为——看起来完全是个孩子。
我们用车拉过好几次徒步巡逻的士兵。说来难以置信，土耳其服役期间的士兵要徒步巡逻。一般两人一组提着机关枪和地雷在烈日炎天下无精打采地走路。车一来就扬手叫停，让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起初见他们挥手我们以为要接受检查，慌忙停车。但他们大多只是请求“能不能送去基地”。态度随和得很。因为同路，让他们搭车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放在车板上的机关枪口对着自己脖子——就算上了保险栓——叫人很不是滋味，握住方向盘的手渗出汗来。
不过，尽管武器装备可怕，但奇异的是他们个人并没给我们以恐怖感。总的说来，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到的只是有些不忍。他们坐上了我们的车，却总是非常紧张。在他们看来，乘坐日本人开的车是根本无法想像的事。在车上他们十分好奇地四下环视，或捅一捅收放两用机，或就照相机和同伴唧唧喳喳，那紧张与好奇心相持不下而达到极限状态的眼神照在车内镜里，有时甚至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表情同被关在摆满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假如我会说土耳其语或者他们会说英语，我想可以互相说很多话。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用极简单的土耳其语和英语勉勉强强进行交流。但因了一支烟一块口香糖，他们会很大程度上放松下来。他们终究是亚洲士兵——这样的感觉或许莫名其妙——他们同我迄今看见过的美国和欧洲士兵感觉上完全不同。同美国和欧洲士兵相比，即使语言不通，我也好像更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想这不仅仅因为同是亚洲人这一单纯的缘由，而是因为我能从他们的眼睛中感觉出某种纯粹或扭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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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生一计，问中尉“可以给您照一张相吗”。因我觉得大家都那样紧张，而我这么轻松地来一句说不定反而有效果。若我们紧张起来，对方更紧张。没指望能够拍照。想必对方回答“NO”。因为此前我尝试几次给士兵照相，每次都被拒绝了。
不料这么一说，“夜生活”中尉竟绽出笑容，说道：“啊，照相？可以呀，照吧！”周围“亚洲脸”士兵们听了也都对视一笑。于是场上气氛陡然一变。检查也好身份盘问也好都不翼而飞。我也没以为这招能灵。归根结底，大家都很喜欢照相。驻扎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上级只有中尉，既然中尉说可以，便再也无需顾忌。形貌剽悍的中士也好乡下人长相的普通兵也好都把自动步枪扔在那里，友好地照了张纪念相。身后红地星月土耳其国旗翩然飘扬，翻过山丘一公里外就是伊朗。当然还有一个人按中尉的命令守着机枪监视路面，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彻底放弃警备。他显得十分遗憾，但无可奈何，毕竟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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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嘛，喜欢照相机。”中尉说。于是话题转到他的照相机和松村君带的照相机上。看来此人颇有情趣。他说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大概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吧。被征到天涯海角一般荒凉的山里边同土里土气的士兵终日相守，想必他感到忍无可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确，方圆几十公里，除了养羊的村庄一无所有。况且常有游击队出没，又不能跑去别处散散心。肯定怀念伊斯坦布尔的霓虹灯。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皮肤微黑的乡下脸士兵走来，笑眯眯地用日语说出“一、二、三、四”。一问，原来他在练空手道。“练了四年松涛流。”他说。松村君是空手道的有段之人，遂说：“那么，请造个型看看！”于是微黑士兵大致造个型出来。我问如何（我对空手道几乎无知），松村君说：“太差了。练四年还这个样子，根本无可救药，基本功都不行。”实在看不下去了，松村君便指导他造型。毕竟是由空手道老家的日本人指导造型，可以说简直等于由密西西比出身的黑人指导布鲁斯吉他的弹法，由阿伦·拉德指导手枪的快射。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这种边境的守备队，再等十年怕也不会另有日本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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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我的，我想大概是类似那里的空气的质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里的空气含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某种特殊的质。肤感也好气味也好色调也好大凡一切都有别于迄今我所呼吸过的任何空气。那是不可思议的空气。那时我想，旅行这东西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吸入空气。记忆会消失，明信片会褪色，但空气会留下来，至少某种空气会剩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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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房，毯子倒是有的，只是磨得没了毛，又硬如木板。三张榻榻米大小，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躺在床上看电灯泡，不由觉得人之弱小人生之有限。霍帕便是这么一个令人心里难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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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价格怀有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气氛让人觉得没准会在这里被杀了整个剥皮。问茶馆主人厕所在哪，被告知没那东西。估计在外头小便。看样子洒上小便说不定倒能使镇子变干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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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意，我们也可以停车退回好好看个究竟。但没那样做。因我觉得——倒是说不清楚——那样做很可能使我们损坏那个场景所含有的东西。本能有那样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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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子来到我身旁，直挺挺地探出脸，突然用手指翻出眼白，并用土耳其语向我解释什么。他在我脸前三十厘米的地方一动不动翻眼白翻了三十秒。细看之下，眼睛红肿红肿的。不知他说了什么。听明白的只有一句：“你是从维也纳来的么？”我说不是，对方遗憾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可以走了。
当时倒不清楚，其实他们很可能是从伊拉克越境逃来的库尔德人，并且希望我看清被芥子气搞坏的眼睛。因为此外没有任何特意让我看眼睛的缘由。估计他把我们看成是从维也纳来的观察团。估计他们是在伊拉克军队实施的毒气战中失去家人的人，希望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伊军的行径。因为此时、尤其此时——前面也写了——伊拉克政府已完全禁止越境库尔德人接触外国记者。我对他们十分同情，虽说情况不明，但仍为什么也未能为他们做而感到歉然。
这且不说了。不过情景可想而知，在山路上被一伙武装了的库尔德人拦住车，团团围住，突然在眼前翻白眼——这可是相当恐怖的场面。我可不大愿意有此遭遇。
[22]
我们刚刚进村，一群小孩不知从哪里蜂拥而来，站在车前不动。刚放慢速度，结果全都死死趴在车上，叫道“烟、烟、烟”，叫“衬衫、衬衫”的人也不少，还“砰砰”敲窗。但若停车就麻烦大了，只能强行突围。而突围时万一压了孩子可不得了，很可能被周围大人们活活打死。在这世界尽头般的地方丧命，肯定被草草埋了，尸体都休想找到。别开玩笑，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即使侥幸被警察带走，这回等着你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监狱。在土耳其一旦惹出伤亡事故，无论理由如何，一辈子就算报销了，务请小心——有关之人刚刚这么忠告我。那个人说经他巧妙疏通，帮助一个因在土耳其惹出伤亡事故将被关进监狱的日本人好歹逃往国外。我可不想落此下场。
总算在没碰伤孩子们的情况下突围（最后把一个趴在后窗上的家伙推下去了）之后，他们紧接着往车上扔石头，险象环生。
这个噩梦般的村子的名称忘了。地图上没有的地方。我们是迷了路（或者不如说是受了牧羊少年的误导）才进村子的。他们何以拼死拼活地讨烟呢，莫名其妙。反正我有个忠告： 去土耳其务请带万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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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别的，脾气相当暴躁，哪怕情况不太允许也硬要往前冲。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无不是开车横冲直撞的代表性国家，但在令人哑然失惊这点上，三国之中，我还是想把金牌授予土耳其。
24号线的司机们也横冲直撞，上路你追我赶，我们若不踩刹车很可能撞个满怀，所以要一个劲儿按喇叭或用闪光灯。这还不算，油罐车的司机们全都因超负荷劳动累得一塌糊涂。他们在这让人紧张的长距离公路上几乎到站就掉头，来回疲于奔命。一天二十四小时，车流从不止息。况且车况也不能说万无一失，上坡路段到处都有战死的油罐车横陈着恐龙般的尸体。称之为“土耳其最危险的公路”怕也当之无愧。至少我没有要紧事不会再跑这24号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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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肠胃算是强韧的，喝水一般不坏肚子，然而这里的水终究抵挡不住。水把我无情打翻、勒紧、摇撼，根本不是其对手。这场腹泻——细节从略——着实厉害。全是因为吉兹雷人七点后不允许卖啤酒。如弄到啤酒，当然不会喝什么冷水机里的水，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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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散步当中，一个老伯问我是不是荷兰人。我到底哪里像是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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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兹雷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得清清楚楚。晚间快十一点时我去洗脸间刷牙，旁边洗脸台一个年轻男子在刷皮鞋，这倒也罢了。虽说不大卫生，但并非很不自然。问题是此人是把鞋穿在脚上刷——“嘿哟”一声抬腿插进洗脸盆连脚整个刷洗，作为姿势相当辛苦。况且袜子也穿着。这的确是——不亲眼看见怕是很难明白——异乎寻常的光景。反正我是匪夷所思。因为互相瞧见了，我说了声“晚上好”，对方也极为正常地回道“晚上好”。接着我刷牙，他继续刷鞋。何苦非那么做不可呢，晚间十一点连鞋带脚一起洗，或者把脚插进洗脸盆刷鞋？我至今理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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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搭理孩子们，闷头写个不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 他们都不存在，只有自己一人。可是孩子们也不相让，无论我怎么无视他们默默写日记，他们就是立在那里寸步不移，定定地注视着我。不时有服务生过来像赶苍蝇似的把孩子们赶走，但不出五分钟又掉头回来，又围着我目不转睛。耐力的考验。我也赌起气来，心想岂能败在这等小鬼手下！认为他们不存在，他们就不存在。存在这东西是以意识为前提的。
可我终于败下阵来。在耐力比赛上要想战胜土耳其人，须有相当强韧的神经。这次也无论如何未能忍受住小孩子那面无表情的沉默。我立起身，付了账，走进附近一家啤酒馆。这里孩子不会来。孩子虽然没来，但这里也是糟透顶的地方。首先是一团漆黑。才上午十一点，竟黑得如地洞一般，而且似乎是一种猥琐的黑。土耳其街头的啤酒馆，就好像喝啤酒是重大犯罪似的，弄得阴暗、猥琐、可疑，且有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感觉上仿佛人生途中被风刮出的雪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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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连个电话也不打，不知我多么牵肠挂肚。”她恼怒地说道。我向她解释土耳其的电话何等莫名其妙。公用电话不通，所以近来在电话局通过交换台打，结果不但没通反被吞去了一千日元。“那就在宾馆里打直拨嘛！”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宾馆压根儿不存在什么电话。反正这回同老婆讲了二十分钟。“两个男人快活吧？”她问。喂喂，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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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心我们去看了伊斯坦布尔的红灯区，那可真叫惨不忍睹。我的可怜的性欲茫然不知所措——若像詹姆斯·博德威那样假定“如果性欲有嘴”——好半天开不了口。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世上竟有那般兵荒马乱的妓院。价格五美元。不是开玩笑，就算给我五美元我也不稀罕那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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